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儒林外史》前言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清人吴敬梓作。
吴敬梓，安徽全椒人，一七零一年（清康熙四十年）生，一七五四年（清乾隆十九年）逝世。他作过一篇自传性的《移家赋》，从这篇赋里，我们约略知道他早年的一些生活和思想。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是从科第进身的显贵，父亲是崇信封建道德的老儒。他父亲死后不久他曾遭遇家变，又“性耽挥霍”，家产在他手里斥卖殆尽。以后他为了谋生，曾到外地去活动过一个时期。在《移家赋》里，他对自己作过这样的评价：“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意思是说他对人生有理想，对品质有要求，不打算作功名道路上的作茧自缚者；表现他对于当时社会的庸俗生活是不满意的。此外他还说他有“灌夫骂座之气”，那是说他的性格也是直率、倔强的了。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性格的人，当然很难为阶级社会的势利观点所容。因而他的生活时常处在“困穷途而瑟缩”的情况之下。《移家赋》记他的生活到三十三岁时为止。一七三三年，他从全椒迁居南京。一七三六年，他谢绝到北京去参加清朝统治者所直接主持的“博学宏词”考试。此后他的生活主要靠卖文维持，逐渐入于贫困。贫困给这位作家的好处，是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生活距离。许多他从来不熟悉的生活也渐次地熟悉了。面对这些生活，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他就从个人的遭际转向对诸多社会现实的不满，这就给他的作品特别他的世界观展现了较广阔的内容。这是他从生活到思想上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变化。
他的社会身分至秀才为止，一生不曾出仕过。他所结交的朋友，有经学家、考古学家、诗人、画家、数学家、天文仪器研究者等，也多数是学有专长而不十分奔竞于功名的朴素的士人。他居住南京最久，也常到各地去旅行访友，到过大江南北的一些城市。一七五四年，他以垂暮之年又到扬州作客，住在琼花观街他的族人家里，遭遇虽然很不顺遂，但他的意气并不消沉。这时他的健康已见恶化，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却还没有察觉。十二月十一日，即旧历十月二十八日，他薄暮自外访友归来，还吃了一壶酒，卧后突患痰涌，不及救治就逝世了。从他的朋友金兆燕悼念他的一首长诗里可以看出，他一直到最后一天，笑声还是很爽朗的，显示他的生活意志始终没有为社会黑暗势力所屈。他的葬地所在，有南京凤台门外和南京清凉山麓两个说法，但同样没有可以指认的遗迹。他的著作，现存的除《儒林外史》外，有《文木山房集》四卷，近年并陆续发现集外的诗二十五首，文一篇。《全椒志》记载他所著书的名目，别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诗说》七卷（一说八卷），都未见。他字敏轩，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有子三人，长子烺，通古算，著有《周髀算经图注》，是清中叶一位有名的算学家。
吴敬梓开始写作《儒林外史》，估计当在一七三六年后的几年间。这个时期，他生活上所起的变化较大，就他所接触的人说，虽然大都还是那时的知识界人物，但从他谢绝“博学宏词”的考试这个立场看来，他还是从人民中间受到一定的教育和影响的。书中以王冕为上上人物，这多少表现作者是厌恶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人，而对那边耕边读并能以孝事亲的士人则有欢喜赞叹的意思。联系书中他处的一些描写，可以看出他对劳动人民是寄予一定的同情的。这种感情，也应该是他自己的生活起了较大的变化之后才会有的。
他写成本书，化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书中摄取的故事素材有发生在一七四八年的；《诗说》是他晚年的作品，书中也已援引，由此推想，这部小说成书可能是很晚的。书成，最初只有抄本流传，据一八六九年苏州书局活字本的跋文所记，第一个刻本是一七六八年至一七七九年之间金兆燕在扬州所刻，已在吴敬梓逝世十几年之后了。金刻本未见，现存最旱的刻本是一八○三年（清嘉庆八年）的卧闲草堂本。我们现在就用卧本作底本，校订重印。
《儒林外史》的作者把书中故事年代假托在明朝，实际写的是清朝，即他自己所体察到和感受到的生活。全书三十余万言，主要是用讽刺的笔调，写出了一群知识分子的各种丑恶的和可笑的形象，并从描写这些人物的生活入手，着重地批判了当时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统治者用以牢笼士人，建立封建官僚统治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的历史很长，历朝统治者各有一套适合当时统治情况的办法。清朝的科举，则是沿袭明朝的旧制，以桎梏人的思想最酷毒的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项目的。明、清几百年中，这个制度形成庞大的势力，在整个封建制度中突出了它的罪恶性。在那个时代，凡是对这个制度表示不满或进行批判，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儒林外史》是通过了对人的生活的具体描写来展开批判的，它的批判在许多地方就更能令人信服。在第三回里，作者刻划了范进生活的前后变化，把这个制度在当时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威力的原因，作了最具体的描写和揭露。范进在没有中举以前，穷苦不堪，家里住的是草房，十二月的天气他还穿着单衣，冻得直发抖，应考回来，家里的人已经饿了两三天，他的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可是这些情况，在他一中了举之后，统统都变了。银子、房子、土地、奴仆都有了。人的阶级生活从这里起了显著的变化。科举本来是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最有利的制度，但它的魔力很大，诱使那些不是出身地主阶级的贫寒士人，也无一不在作着象范进那样，在一个变化之间成为社会上的支配者，成为地主统治阶级的成员的想望。并且还养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普遍流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至于士人们之被紧紧地缚在这个制度上，那更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为了到达这样的生活而拚命读八股文的人，就越读越无知，越读越麻木。这种人除去钻营科举外，差不多已失去了生活能力。而且，由于八股文只是在一定的程式里，变换些字句来阐发所谓圣经贤传中的道理；它本身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死了的东西；考试的中与不中，也是全无凭准的。这种人在考试途中一次一次的挫折后，精神更容易陷于分裂。书中写周进听到有几个商人肯拿出钱来替他捐监生，他竟爬下地去对他们磕头；范进在乍看到自己中举的喜报财，也曾惊喜得发了疯，被他丈人胡屠户一个巴掌打醒过来（第三回）。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和这些人的具体生活相符合的。作者把这些情节刻划得淋漓尽致，意在说明这个制度是如何的在起着使人愚昧使人精神堕落的作用。这一描写的效果，可以说是充分地达到了。
此外，关于科举制度的虚伪性，作者也从侧面给以很深刻的揭发，最突出的是一段有关“优贡”的描写。清朝的科举，纯为以文试士，唯有“优贡”这一个名目，是制度上唯一强调要凭所谓优良的品行来决定应举资格的。在《儒林外史》的描写里，被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的，却是一个在赌场中抽头、替人当枪手、替人造假文书、并且忘恩负义、反复无耻的匡超人。另外还有一个哄吓诈骗、无恶不作的严贡生，也恬不知耻地对王家弟兄自称“前任周学台举了弟的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第六回）。《儒林外史》的作者把书中最恶劣的两个人同“优贡”这个名目联系起来，这已不是冷嘲，而是从根本处来鞭挞这个制度了。这个制度的虚伪性，有此一事，就足够说明。
作者批判科举，同时也批判了和这个制度有联系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统治阶级中的官僚、乡绅的活动，在书中占着一定的分量。而要批判这些人物的罪恶活动，就必然涉及他们间相互勾结的情况。这样，封建社会中的政治现实的画面，就在作者的笔下更清晰地逐幅展开了。汤知县把五十斤牛肉堆在枷上枷死了回教老师父，激成民变，闹到按察司那里去，竟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照这位按察司看来，“将牛肉堆在枷上”固属“成何刑法”，然而“奸民挟制官府”，“此刁风”更“万不可长”，于是汤知县可不丢官，“五个为头回子”却必须问成枷罪，并且还发回本县，仍让汤知县“大摇大摆出堂”来发落（第五回）。又有一个凤阳府的厉太尊，忽然关心民间疾苦，要查起五河县当铺的戥子来，据说：“戥子太重，剥削小民……如其果真，此弊要除”。可是没过多少时候，这位关心民瘼的厉太尊的大少爷，就在府衙门前，吃着五河县领头用重戥子的仁昌典“方六老爷”的“极齐整的”筵席，在那里玩得十分尽兴。而这位“又是乡绅、又是盐典、又同府县官相与的极好”的“方六老爷”，下乡收租时是要农民摆香案迎接，谁欠了租就要打谁的板子的（第四十六、四十七回）。在这种恶势力重重勾结的情势下面，人民碰到了汤知县的大枷、彭泽县知县的二十毛板、王知府的头号大戥和头号大板，固然吃足了苦头；碰到了娄府的两对大高灯，碰到了汤家大少爷的“都督府”灯笼，乃至于碰到了严贡生的那几片用“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和“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作起来的云片糕（第六回），也无非是被欺压和敲诈。严贡生是作者着重刻划的一个反面典型。这个人在乡绅地主集团里，地位并不高，而他的行为和品质，却集中了剥削阶级的一切特性，在他的那个集团里是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刻划这个人的丑恶，一直戳到他精神生活的最深的摺缝里去。看《儒林外史》的人无人不高兴看到他失败，然而他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这个社会制度就保证他的活动不会失败。第六回里写他欺凌妾出身的弟妇，企图夺产，闹得人仰马翻，碰巧遇着“也是妾生的儿子”的一个知县，支持了他的弟妇，那一场官司，在形式上他是打输了；但是，第十八回里写出了他活动的结果，“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将家私三七分开”，他得七股，实质上还是他得到了胜利。
书中还写出了一批为金钱和权势所颠倒的普通士人。他们满足于剥削阶级的余沥，精神都已堕落不堪。第五回写地主严监生，想趁他病妻没有断气的时候，把一妾扶正，怕他妻子的两个秀才哥哥说话，就用二百两银子行贿。果然，两个秀才得到了银子，就把妹子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扶正的事本来是严监生主动的，这时反而变成了两个秀才主动。其中一个拍着桌子说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监生接着说：“恐怕寒族多话。”两个秀才马上挺胸承认：“有我两人做主……”这段描写，一方面写出了这个以悭吝著名的地主的狡猾一面，同时也把这两个贪默无耻的秀才的面貌准确地给勾划出来了。这一类的士人，也有径直地去作豪家的门客、帮闲的。第二十二回写的牛玉圃，是一个生动的典型。这个人似乎什么都干而什么都不干的，可是生活水平很不低，出起门来要包一只大船，三四个长随跟着，一路上大吃大喝，对着船家还要“盐院”、“江都县”的恐吓一阵。第十七回写的西湖名士，则是又一种姿态。他们一张嘴讲的是轻视举业的话：“我们杭州名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但另一张嘴老是离不了“中翰顾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这种人非常可怜，能够依附封建官僚过着寄生的生活，他们就很满意了。奇怪的还有五河县的秀才唐三痰。这个人百折不回地要作一个寄生虫，尽管穷到“头戴破头巾，身穿破直裰，脚底下一双打板唱曲子的鞋”，而且平日也不大容易走进方乡绅家的大门，可是遇到方家的入祠大典，还是一样的要挤在仪仗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簿子在里面记帐”，欣欣得意（第四十七回）。《儒林外史》的作者从生活的观察中，看到众多的官僚、乡绅及其寄生分子的活跃，看到剥削阶级的一切卑劣本性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充分暴露，实在抑止不住自己的厌恶的感觉。当他发现正有无数的士人在追求这样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生活目的，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不能不痛感到士品的破产。第三十二回写臧蓼斋如何跪在地上借钱，如何为自己的行贿补廪讲出了那一大堆好处，就写出了士品破产的程度。杜少卿骂臧蓼斋：“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这是作者对于当日士流的一个总的控诉，是一个痛愤之极的控诉！
由于痛感士品破产，这就激发了作者一种思想，就是对于功名富贵的否定。把功名富贵当作毒害人的东西给予它以批判，可以说是本书的基本思想。作者的这种思想，在开卷第一回对王冕的歌颂上已经明白表示出来。他就以热中与不热中功名富贵作为他所要反对的和要肯定的人物的分界。第三十一回起，他陆续写出了一些他所肯定的人物。这里面有不甘受礼法拘束，也不和庸俗生活妥协，思想上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色彩的杜少卿；有以教读为生，而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教育社会、协助推行“政教”的迟衡山；有“闭户著书、不妄交一人”，也不肯屈节作当朝权要的门下士，而对所谓君臣的分际却看得很重要的庄绍光；有“襟怀冲淡”，待人厚道，而不大讲是非原则的虞博士。这些人的性格不同，生活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功名富贵都不热中。这些人物的登场，显然都负有作者所付与的重要使命，就是要给那些热中功名的士人作一个立品矫俗的楷模。作者用尊敬的语气写出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对于虞博士的并“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的人品的影响，更通过一些故事描写，反复加以阐明。第三十七回又写了一个公祭泰伯祠的大场面，表现了他们的共同抱负。作者企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是“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是把封建主义的社会加以理想化罢了。在作者眼里的理想士人阶级，仍然不外是封建统治者的附庸，不外是“劳心者治人”的一个阶级。这就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超越儒家的“贤人政治”的思想的范畴。这正表现了作者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作者写人物最有意义的一点，是在于把“儒林”以外的一些市井小民，也放在正面人物的地位上来加以赞扬。这些人物之中，有几个人经过作者加意塑造，其形象比起前面提到的那些正派的士大夫来，还要饱满鲜明。第二十一回写的牛老爹和卜老爹，都是朴实、忠厚、保有善良人民的本色的人。尤其是牛老爹，形象中充满了生活挣扎的摺纹，作者以低沉的情绪写出了这个人，不难看出他曾付与这个人以多少同情。这两位老年人的友谊，也被写得素朴而坚实，是书中很动人的部分。第二十五回写伶人鲍文卿，也奕奕如生。在那个时代，伶人的地位异常卑贱，因之他对生活了解得更深刻，对贫苦人的同情也就更真诚。书中写他邀请倪老爹修补乐器，在初次接触时，他对倪老爹的尊敬和关切，完全是对一个贫苦的手艺人的尊敬和关切，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言语都极自然，读来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温暖的气息嘘拂在纸上。第二十回写甘露庵的乡邻们，帮助老和尚，替牛布衣料理后事，和尚向他们道谢，他们回答道：“我们都是烟火邻居，遇着这样大事，理该效劳，却又还破费老师父，不当人子！我们众人心里都不安，老师父怎的反说这话！”句句都是心底的声音。被压迫者在暗淡的生活中彼此“相濡以沫”，的确有这样的情景。作者写这个事件的目的，主要还是用来对照功名富贵中人，特别是士大夫社会中人的势利炎凉，但却给我们看到了意义远大于此的一幅生活画图。这些市并小民不但对人有真性情，在义利取舍之间也多能站得住。书中写安庆府的两个书办，想拿几百两银子来收买鲍文卿，要他在向知府面前说个人情，被鲍文卿一口拒绝了。鲍文卿回答他们的话里，有一句“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从作者对这一句话的深沉的赞叹里，令人体会到作者对于自食其力的一种思想，也有着很高的评价。第五十五回，作者写了四个“市并奇人”，一个是写字的，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是作裁缝的；笔调中对于这四个“奇人”的自食其力的一点，也含有肯定的意味。不过，他这里的歌颂的重点，毕竟还是在于这几个人作了裁缝、小贩而会具有士大夫的情调，能够弹琴、下棋、写字、画画上；而肯定鲍文卿同情贫苦者的同时，竟连他对士绅的自卑也肯定为美德；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站在“劳心者治人”的士人阶级的立场来同情一些市井小民。这也是作者的阶级偏见之所在。
关于妇女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在那个时代十分难能可贵的清新的见解。第四十、四十一回写沈琼枝，把她那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都给肯定下来，这在当时，是明显地带有对封建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挑战的意味的。写妇女的奴隶生活的悲惨遭遇，至如第四十八回的王三姑娘绝食殉夫，那就更深刻了。王三姑娘在丈夫死后，不能抵抗封建礼教势力的压迫，又被她父亲王玉辉的鼓励所惑，竟绝食殉夫，饿到第八天上死去。她的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题目，地方官“请旌烈妇”，大祭之后又继以大宴，“通学的人”都顽钝无耻地把这种残酷的事称做“为伦纪生色”，最后明伦堂赴宴，则连王玉辉也不免“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作者这一段描写的主旨所在，是要展示一幅血淋淋的屠场写真，指出封建礼教的吃人的罪恶。固然，作者并非一般地反对礼教，书中对某一些封建教条还作了些有意识的宣扬，但对于王三姑娘这样被逼殉夫的残酷至极的事实，——这一事实正是封建社会所经常遇到的——却不能不采取另一种态度来坚决批判。这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战胜了阶级教养给予他的限制。在本书中，这一段描写，特别显出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致。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肯定了他所认为好的，批判了他认为丑恶的。他的肯定，包含有积极的部分，也包含有消极保守的部分；作品的思想性，可以说是主要表现在他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若干丑恶事例的彻底批判上。读这个作品，使人感觉到当时的那样一个腐朽透顶的封建社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本书在批判上所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效果。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说，本书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成就，也是很出色的。书中出现的人物，不论是同一阶级的，或不同阶级的，都各有各的个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这些人物，大都经过不同程度的概括。第二、三回写的周进，第十三至十五回写的马二先生，都各有很充分的典型性，作者创造这两个人物显然是从现实中取材，从几十个几百个周进、马二先生的身上抽取其特征，予以艺术上的加深与扩大，统一赋与一个形象而构成的。关于本书中的某一些人物，向来还有一种传说，认为他们是当时实有的人物的影写，如杜少卿是作者自己，庄绍光指经学家程廷祚，虞博士指的是以进士出任教官的吴培源，马二先生指曾经徒步探访淮黄水道、著有《治河前后策》的冯祚泰。……拿这些人物的具体史料同书中的一些描写相印证，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的根据的。不过这些人物经过作者的艺术概括，和历史原型已经有所不同了。从艺术形象评价，这些人物中，有的因为作者概括得浅，拘泥于原型成分的地方过多，形象往往不够鲜明，有的因为作者作了较深的综合概括，形象就远为丰富鲜明。这里仍可以拿马二先生为例。冯祚泰在历史资料中，并不是象本书中的马二先生那样除高头讲章外一无所知的人物。但在那时的社会上，确实有专门从事墨选维持生计，除高头讲章一无所知的一些人，作者可能将冯祚泰的性格上一些特征和某些事件作为依据，扬弃其次要的和不必要的，而同上述那种社会现象结合起来，把这种性格特征安置在更阔大的社会现象的基础上，予以集中概括，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因此就更加突出了。
本书的语言，也常为历来批评家所叹赏而称道不绝。它的第一个特色是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里，即在叙述和描写里，用的也差不多全是人民群众所习用的口语。使用口语，有如水晶体一样的通体明澈，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有时为了适合说话人的特定身分或职业，在他们的对话里渗进一些文言古语或行话，但话语的基调仍然是口语。第二个特色是性格化。使人物性格从对话里自己表现出来，这一种创作方法，《儒林外史》的作者也掌握得很紧。第五回，严监生对王德王仁讲到他哥哥严贡生：“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象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这一大段话，如怨如诉，骂的是严贡生，主要表现了的却是严监生自己。这个临死还为了两根灯草直伸着指头不肯断气的守财奴的性格，已经从这段对话里自己跃现出来，用不着作者再来作什么介绍了。用形象化的语句，加强叙述和描写的生动性，也是本书作者常用的手法。形容一个迂执古板的人听见了不中听的话而发怒的情状，说他“恼得象红虫”，“气得两脸紫涨，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第四十六回）。这类例子在书中是随处可以见到的。作者使用口语，一般都经过典型化的加工，书中的语言，因此就很少不是精确、明朗和生动的。
《儒林外史》的结构，和一般长篇小说不同，它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全书是以若干自成单元的故事组织起来的。自第二回周进在汶上集教馆起，到第五十四回聘娘出家止，共讲了八十几年的事，时间这样的长，人物故事的分散，就势难避免。这种结构实际是近于几个短篇小说的缀合，虽然其中贯串着作者的思想的“绳子”，但不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集中的面貌，使读者对社会生活有整体的认识，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陷。假使作者对生活现象和人物的概括能提到更高度，时间、事件得到集中，结构很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不过全书主题突出，时代感贯彻，故事的前章后节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读来仍使人感觉到这是一部充实的长篇小说。
除去结构上的这些问题外，本书也有几个部分写得失败。第三十九回的青枫城大战和第四十三回的野羊塘大战，思想性都很差，艺术上也是败笔。第三十八回，以整整一回写郭孝子自陕西入川寻亲的经历，不但没有情趣，环境气氛的描写也全不真实。第三十七回写的郭孝子，本是一个连“国子监的官府”也不愿意接近，分明对当时政治很不满的人，但在第三十九回里，他却会对萧云仙大发其“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等酸腐不堪的议论。这一番议论，显然是为了引起下面萧云仙参军的故事，而趁萧、郭晤谈之顷，草率地硬加在郭孝子的身上的，可是因此就损害了本来塑造得相当明确的郭孝子的性格了。此外，还有一些描写带有迷信和宿命论的色彩。如第一回写王冕观星，把流星解释为“星君下凡，维持文运”；第二回写王惠梦与荀玫同榜，后来竟验了；第七回写王惠扶乩得《西江月》一首，词里的话在第八回里竟“无一句不验了”；第二十一回写卜老病中见阴差从窗眼里钻进来；都是显著的例子。古代作家在自然认识方面也是有局限的，作品中出现这样的一些描写是难免的。从本书的成就说来，这些缺点显然是不重要的。
本书过去的通行本包括卧闲草堂本在内，回数都是五十六回。其第五十六回的回目为《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这一回没有情节，写皇帝下了一道旨意，把书中的许多人一榜尽赐给进士出身并授职翰林完结，与本书的主题及叙写风格、思想感情都不符合。一八六九年苏州书局活字本后面所附的跋文和一八八六年宝文阁刊行的《儒林外史评》，先后指出这一回为原书所无，是后人加进去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论及此书，也未以第五十六回为原作。因此，本书删去了第五十六回，只保留了最后的《沁园春》一词，以为结束。
关于本书的字句，我们趁这次重排的机会，仍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参考卧本以后的几种本子，重行作了一次校订。卧本是现存刻本中最早的刻本，也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原作的刻本，诸本多从此本出。比较各本的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后来各本对于卧本中的个别字句，曾各有所订正。其中有确当的，也有不确当的。如所订确为卧本中的误刻、倒刻、漏刻的字句，一望而知的，我们就引来改正卧本的原文。例如第二十二回，卜信说：“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臊”，卧本误作“噪”；又第十八回，卫体善说：“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个”，卧本误作“的”，我们就据一八七四年齐省堂本加以改正。有时诸本校字不同，我们就比较其接近原字原句的可能性的多寡，来决定所从。例如第三回写周进中举回乡拜客的情形：“拜县父母、学师、典史。那晚生帖子上门来贺。”究竟是谁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语不明了，显有误文。一八七四年《申报》馆活字本校作“拜县父母、学师。那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上海图书馆藏滂喜斋一八五四年前抄本，则校作“拜县父母、学师。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我们觉得抄本所校不增字，似乎比《申报》馆本接近原字原句的可能性要更多些，校改时就依据了抄本。卧本中还有一些存在问题的字句，因各本未曾校及或校而近似臆改，未尽可信，为慎重起见，暂时都不作改动，继续寻求解决。
本书的校订、注释工作，限于能力，仍有许多疏漏的地方，请读者指正。
张慧剑
一九五八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