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4)
  第二节 宗教与文化
 


第二节 宗教与文化

 

按照吐蕃当时经济上文化上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宗教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享有高度的支配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唐书·吐蕃传》说“其俗重鬼右巫,事羱(音原yuán野羊)羝(音低dī公羊)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语极简略,却也说明佛教的地位和吐蕃文化不能不是佛教文化。

吐蕃原来流行的钵教,与汉族远古时代盛行过“地天通”的巫教,颇有相似处。羌汉两族有久远的往来,宗教上曾经互相影响,也很有可能。钵教神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的是父王天神,他有许多兄弟,都住在天的中央,四周各有神物守护,名称与汉族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同,唯所司方位略异,说青龙在南,白虎在东,朱雀在西,玄武则同在北。吐蕃的始祖即是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因此天神与祖先是合一的,在自己的子孙命终时,天神接他去同享幸福。但在下界生活期间,天神不能给予祸福。所以吐蕃并不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与祈祷,弃都松时受汉族影响,始立松赞干布的祀典。《吐蕃传》所谓重鬼,不是指祖先崇拜而是指第二类神。

第二类神是魔神。兴佛证盟碑(弃松德赞赞普立)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但保存吐蕃古代宗教情况最多的《黑白花十万龙经》分魔神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和地神。龙神住在地面上有水之处,宁神住在空中,地神住在地下。龙神与人的各种疾病有关,宁神掌管自然灾害,地神能使人四肢缩小以至干枯而死。疾病、自然灾害和身体瘦弱,处在文化未发达、抵抗力缺乏的条件下,不得已向这些神请求免祸,也算是一种希望,这一类神有大权,但仍看作魔神,是自己的敌对者,如果请求无效(多半是无效)以至于死,自己还可回天上享受幸福。按照商朝巫教的说法,平民和奴隶死后在天上服役,钵教可能也是赞普子孙和他们的臣民都有归宿处,即臣民到天上依然为主人服役。据吐蕃史书所记,“首兴者为笃钵,自弃聂弃赞普六传至弃迭赞普,当此王时,有一人为神灵所凭,自言某某地有某某鬼神,能如何祸福人,作某种祭祀则吉,禳祓之则能逢凶化吉。此派至支弓赞普时大盛,是为黑派因体。其继兴者为伽钵,为收支弓赞普的凶煞,吐蕃钵教徒无能为力,自克什米尔、勃律、羊同迎诸三位钵教巫师。……前此吐蕃钵教徒未有如此行为,此后信徒皆入其道。最后兴起的为觉钵,弃松德赞王时令钵教徒改信佛教,彼等遂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其后虽遭严禁,至朗达玛王灭佛,钵经又复大行,是为白派果钵。”

在阶级对立还不很显著、人们的灾难主要来自自然方面的社会里,钵教的万物有灵论最能博得人们的信仰。它起初只是讲祭祀仪式,目的在得吉或逢凶化吉。等到社会有些发展,它本身也就要求改进,从外地请来的巫师,都有较大法术,并且还能“卜知罪犯真假”,这就使得钵教也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自松赞干布以后,阶级对立逐渐加剧,统治阶级对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要求愈高,以祈祷为专业的钵教,尽管进行着斗争,最后不得不让位给佛教。

兴佛证盟碑说“先祖弃松赞在位,于逻些的贝噶建佛寺,是为吐蕃有佛教之始”。佛教发源地泥婆罗近在南邻,又是吐蕃的属国,千余年来佛教徒向四方传教,却不曾进入吐蕃,钵教的抵制,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带来许多物品,其中有释迦佛像。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路上用车载佛像,不比其他物品只用骡马驮载。到逻姿后,松赞干布特为公主造宫室,很可能也为公主信奉的佛像建寺,如果是这样,可以说佛教最先是从唐传入,不是直接从天竺来。

佛教建立寺庙,虽然并未流行,但既被认为可以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和流行的可能了,这和当时吐蕃阶级矛盾还只在开始阶段的情况是相符的。

唐僧慧超于七二七年,即松赞干布死后七十七年,自天竺回至安西,曾说吐蕃“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可见佛教流行是在七二七年以后。那时候弃隶缩赞赞普在位,王族论钦陵势力被消灭,宦族得势,吐谷浑王坌达延(坌音笨bèn)专决国政。吐谷浑早就信奉佛教,坌达延赞助弃隶缩赞兴佛,是文成公主以后,又一次由东方传入佛教。证盟碑说“父王赞普弃隶缩赞之时,于札玛的噶菊建寺。父王去世,少数大臣魔迷心窍,祖先

对佛法的敬信既已寝息,又宣令佛法不善,内外臣民不许信奉”。佛教能和钵教对抗,足见已有颇大的力量,力量的来源就是一部分贵族利用它来争夺政权。《证盟碑》说“赞普陛下(弃讼德赞)年二十时,双手麻木,梦兆亦恶,乃废禁奉佛法之律,敬信三宝,病苦全除,于是大兴佛教”。吐蕃史书说“当法王奔松德赞时,秉承莲花生及静命二太师仁德之意,将诸有害之外钵法术,大半消灭,其钵徒异类则流逐边鄙。至于钵教中之占卜推算,祈福禳祓等术,凡于众生有利者,即多存而未毁”。钵教力求生存,“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佛教为求全胜,吸收钵教法术,两教斗争是激烈的。既然钵教的法术被佛教拿去,佛教又自有一套因果报应的教义,如说“太初无生,有生之后,行善或作恶,此后则死,死后转生善处或恶处”。又说“业由自造,……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因果报应说加法术,佛教处在必胜的地位了,也就是奉佛的贵族足以压倒奉钵的贵族了。

吐蕃史书说“弃松德赞赞普在位,……尊贤尚勇,除恶务尽。……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统治者收到“除恶”(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效果,自然要扶植佛教,让它对“下民”发生更多的麻痹作用。

弃松德赞晚年,吐蕃开始由强盛转为衰微,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愈趋激化,佛教在争夺中也愈显出身手。弃猎松赞因依靠钵阐布得作赞普,在位时大行佛教。吐蕃史书说“色拉累(弃猎松赞)在位,建汉部之噶穹夺中寺,迎请莲花戒大师入藏弘法,由年杂那古马热任译师,翻译前此未译佛经多种”。又有一个碑文说“赞普子孙,自幼年以至即位,必自比丘中选拔善知识,从之学法。吐蕃人民学法者不禁”。直接从天竺输入佛教并且推行到民间,这是吐蕃佛教的一个重大发展。可黎可足赞普时,钵阐布继续掌权,规定七户平民烘养一个僧侣,当时国势已到极衰阶段,佛教却到极盛阶段。史书说可黎可足“筑无相石城,以玉石建佛寺阁楼,前此父祖自唐、于阎、萨贺和克什米尔等地搜罗佛经翻译,义多相异之处,皆令人传习。复迎请天竺学者兹那密札、徐楞札彼缔、答那息等,与吐蕃译师噶屠尼与钵德益喜迭等重新以梵本校正,写为定本”。可黎可足面对危亡的险境,希望佛保佑就愈益迫切,他以为兴佛灭钵可以救危亡,不知佛教无救于身危国亡。达磨赞普兴钵灭佛,不知钵教也无救于身危国亡。两个赞普都被敌对的宗教徒杀死,自己扶植的宗教何曾有丝毫保佑。统治者起初利用宗教来麻醉民众,后来自己不可免地也为宗教所麻醉;虔诚的僧侣,本无意害人,更无意害己,但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不是害人又害己。整个社会弥漫着宗教毒气,信教愈坚,中毒愈深,互斗愈烈,后果愈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悲剧。吐蕃历史并不例外,在宗教互斗中,赞普绝了,国家亡了,但宗教还是继续兴盛井互斗下去。

吐蕃佛教和政治相结合,佛教具有支配一切的势力,文化各部门都得做它的奴仆,接受它的驱使和利用。因之,吐蕃的文化只能是佛教文化,受佛教束缚的文化。尽管人民不乏创造力,严重的束缚却阻碍着吐蕃文化有较充分的发展。

学习别国文化的长处,用来帮助本国文化的推进,原是有益无害的事。例如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多人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吞米·桑布札学声明(声韵学),回国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对吐蕃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于佛经的大量输入,就不能说是有益无害。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佛教兴盛,重要佛经陆续翻译成藏文。译经严肃认真,忠实程度不在汉文与巴利文佛经泽本之下。有些佛经印度已失传,汉文与巴利文亦无译本,藏译佛经中却保存了不少。可是,佛教与政治混而为一,佛教凭借政治力量迫令人们只许在佛经中寻求知识,这就大有害于知识领域的开展了。

吐蕃从天竺也从唐朝输入佛教文化,又从唐朝输入汉族文化。这些文化与吐蕃原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吐蕃文化,或者说是吐蕃的佛教文化。下面叙述吐蕃与唐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当时是在走亲戚的和好关系上进行的,直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愉快的。

六三四年,松赞干布赞普遣使到唐朝送礼品,请求通婚。六四○年,松赞于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使官,以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太宗允许文成公主出嫁到吐蕃。六四一年,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往吐蕃。松赞干布率兵到吐蕃东界柏海亲迎。松赞干布非常喜悦,为公主建筑唐式宫室,自己见公主时也改服纨绮。吐蕃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带来的物品,说“唐王以释迎佛像、珍宝、金王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似指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这里所说三百六十卷经典,当是佛教经典,其余所带书籍和物品,种类很多,自然有若干通达这些书籍和制造物品的文士工匠随从前来。这是规模颇大的第一次汉文化输入,给吐蕃文化增加了丰富的养料。弃芒论芒赞赞普在位期间,开始设史官,职掌是记录赞普与大相的驻在地,重要会议的地址和主持人,国家大政和国内外重要事件。这种起居注式的记事法,显然受汉文化影响。后来历史学家加以编辑,一种为记事简略的编年体,另一种为记事较详的传记体,此外又有表,如《国王世系表》、《大相表》等。与钵教有关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历史(包括神话传说)记载与民族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吐蕃文化注意到历史学,有别于天竺的佛教文化,这应是汉文化对吐蕃文化的重大贡献。

松赞干布爱好汉文化,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又聘唐文士掌管与唐往来的文书。此后,吐蕃经常派子弟来长安求学,很多人取得成就,如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猎,都是著名的汉学者。松赞千布与唐保持甥舅关系,有诚意对唐和好。六四八年,唐使臣王玄策到中天竺,天竺诸国都遣使奉贡品随王玄策来朝,其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病死,大臣阿罗那顺夺位自立。阿罗那顺抢掠诸国贡品,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松赞干布派出精兵一千二百人,又令泥婆罗出骑兵七千余人,由王玄策率领,击败阿罗那顺。吐蕃冒盛暑(夏历五月)出兵,获胜后又遣使向唐朝廷告捷,都是和好的表现。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唐高宗赠松赞干布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名号,松赞干布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并赠送金银珠宝十五种,请陈列在唐太宗灵座前。唐高宗感谢他的善意,加赠賨王(《旧唐书》作宾王)名号,并回赠各色丝织物三千匹。松赞千布为蕃唐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文化始终在这个基础上交流着。

六四九年,松赞于布请给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得到唐高宗的允许。不过,请得一些唐工匠,远不能满足吐蕃的需要。补充的方法,首先是购买唐货物,使臣来往多有商业行为,如武则天时张鷟(音浊zhu6)判词说,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要求买绫锦及弓箭等物,都应该允准。其次是唐朝廷的赠送,每次赠丝织物几千匹或万匹以上。吐蕃古谚语里有这样的话:“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这里说的是经济联系,实际也是说文化联系,吐蕃是非常需要唐手工技艺的。七一○年,通过金城公主出嫁弃隶缩赞赞普,汉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输入吐蕃。金城公主年幼远嫁,唐中宗特为她配备大批随从人员。《新唐书·吐蕃传》说,“赐锦缯别(各种)数万匹,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所谓诸工就是唐少府监、将作监所管的各种工匠,这正是吐蕃最缺少的人,所以吐蕃王朝崩溃后,百工子孙在西藏依旧享受免差役的待遇。

七三一年,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官于休烈上书说:吐蕃人聪明坚决,善于学习,如果读了这些书,一定更懂得用兵权谋,愈生变诈,这不是帮助他们添兵增粮么?书不应该送。唐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裴光庭等奏称,于休烈只知道书里有权谋变诈,不知道忠信礼义也在书里。唐玄宗令秘书省各写一部送去。当时吐蕃是唐的劲敌,于休烈不让吐蕃人读汉地书,自然是谬见,唐玄宗和宰相们想用儒学影响吐蕃,也不免是迂见。唐玄宗《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说“自今以后,蕃客人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吐蕃正在兴佛教,佛与懦是不相容的。庸德宗时,弃松德赞赞普请派遣有学问的僧人前去讲学。七人一年,唐德宗遣僧良琇(音秀Xiù)、文素二人轮流前往,每两年替换一次。八二○年,唐穆宗即位,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让吐蕃使者参观。八二四年,吐蕃遣使来求五台山图,因为五台山多有大寺,看图表示仰慕。吐蕃对待汉文佛经,与蕃文佛经价值相等,无论书写或念诵都有同样功德。蕃僧可用汉本,现存以藏文字母标音的许多汉文佛经便是当时作为念诵用的课本,足见店用佛教影响吐蕃,对吐蕃的佛教文化,确实发生了助长作用。

吐蕃历法以十二肖纪年(用鼠、牛等十二肖代子丑等十二支),再配上木火土金水五行,又因节候关系,以夏历三月为正月。医学上动脉名称的寸、甘、甲,即汉医书的寸、关、尺,所用药物也多出产在唐地。历法和医学,无疑是从唐输入。

上述佛教和汉文化一般是通过和亲、使臣往来、赠送等途径输入吐蕃的,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吐蕃占领四镇和河陇地区,汉族居民成为吐蕃的臣民,汉文化成为吐善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内交流文化,这就更显得便利,影响也就更大了。

当然,吐蕃也从泥婆罗、天竺吸收文化养料。例如建筑、雕刻和绘画,都直接受泥婆罗的影响。数学和度量衡(可黎可足赞普依天竺改定)从天竺传入。八世纪末叶,吐蕃学者维罗查那译出一部当时著名的天竺医书,弃松德赞赞普明令传习。文学、音乐、舞蹈等,与唐和天竺都有一定的关系。

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是短处),愈对自己有益。举唐朝为例,唐是佛教极盛的朝代,它从天竺和其他佛教国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佛教文化被唐文化吸收以后,即成为唐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原产地的佛教文化,只有亲戚关系,并无家属关系。好比女儿出嫁了,对母家只能是亲戚,对夫家则是家属。吐蕃文化也是一样。吐蕃从唐、天竺、于阗、萨贺以及克什米尔等处输入大量佛教经典,输入以后,即成为吐蕃文化的一部分,其他物质的精神的各种文化,一经输入,也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世界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都应作如是观。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企图有所攘夺,那就不免阴私可耻和愚蠢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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