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雖然因為南懷仁等耶穌會士的幫忙，在製砲方面頗有進展，但隨著三藩之亂的底定和臺灣鄭氏政權的敗亡，清廷對火砲的重視開始大幅減弱。我們可以發現從康熙末年到嘉慶的兵書當中，竟然有一百五十多年沒有任何討論火砲的專門書籍出版。這種情形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後才有改變，陸續出現汪仲洋的《鑄砲說》、丁拱辰的《演砲圖說》、龔振麟的《（鑄砲）鐵模圖說》和《樞機砲架新式圖說》等著述。
其中《演砲圖說》這本書，專門討論火砲的測準技術。作者丁拱辰是福建人，曾經遊學海外，私習了一些火砲的操作原理，回國後投效軍中，並呈獻象限儀一具，經演放實測後，證明非常準，因而獲得升官。丁拱辰之所以受到重視，顯然和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軍重挫有關。
丁拱辰也曾經《增補則克錄》中談論到銃尺，文中卻嚴重誤解了銃尺的主要功能。他以為銃尺上的刻劃是用來推算砲彈的重量，而不知道銃尺主要用來估計應裝填的火藥量，可見當時有關銃尺的正確用法已經失傳。
丁拱辰所提到的火砲操作原理和技術，其實都不超出明清之際的水平，但由丁拱辰獲賞給六品軍功頂戴這件事，可以知道清廷在康熙朝以後很長的一段期間，對火砲知識的了解明顯不進反退。
在丁拱辰之後，李善蘭也在咸豐九年寫了《火器真訣》一書，嘗試引進幾何學，用來介紹彈道學的原理。李善蘭後來並因為這本書而得到獲提拔，但很可惜的，他的才華並未充分發揮。
清廷無力回應列強軍事的挑戰，引發許多有識之士的深切關懷，李善蘭《火器真訣》、華蘅芳(1833-1902)《拋物線說》以及王韜《火器略說》等書的出版，就是具體的反映。在王韜的《火器略說》之後，有關火砲的著譯開始增多，各家也開始出版，試圖拉近中、西方在火砲瞄準技術上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