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初年，明軍對紅夷火砲的仿製已經進入量產的階段，然而西方利用儀器來提昇火砲瞄準精密度的操作方法，卻一直是當時許多中國砲手的盲點。到了雍正(1723-1735)末年，清政府甚至發現駐防的守軍，從來沒有做過火砲演練，以致於準頭的遠近、星斗的高低，官兵茫然不知。即使到了道光年間，用銃規量度仰角以調整射程遠近的方法，仍然是「中國營兵所不習」。
崇禎三年，孫元化起用王徵、張燾等奉教官員或將領，裝備大量的西洋火器，還聘請了澳門的葡萄牙軍事顧問。銃規、銃尺和矩度等儀器的使用以及裝彈填藥技巧的掌握，都是孫元化相當注重的訓練內容，這也是先前明朝軍隊最欠缺的。
孫元化所屬的孔有德，掀起吳橋之變後，之所以能在山東地區造成「殘破幾三百里，殺人盈十餘萬」的結果，跟叛軍先前所受的良好火砲操作訓練有關。
從吳橋之變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戰場上的戰爭形態正在發生革命性的改變，當紅夷大砲的發射技術日趨成熟之後，這種新型武器的攻堅力與殺傷力在城池的攻防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傳統的城牆構造從此不再具備足夠的防禦能力。孔有德的歸順，不僅讓後金獲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還得到全套鑄彈製藥的技術以及瞄準的知識與儀器，難怪皇太極會出郊十里隆重迎接孔有德，表達了他對這一個部隊來歸的重視。
明軍在吳橋兵變後，喪失了火砲技術上的優勢，之後更因為國庫空虛，導致武備無法繼續充實。崇禎中、後期，邊關有許多火器大多是由地方官和守將捐錢所造的，例如總督宣府、大同、山西等處軍務的盧象昇等人，曾經捐造了紅夷大砲多門，提督遼東軍務的吳三桂，也曾經捐錢鑄造了「定遼大將軍」，這些事實反映出明代朝廷國力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