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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每門火砲發揮最大的威力，砲手必須注意砲彈的大小和火藥的用量。銃尺的功用就是測量火砲應該裝填的火藥量。當砲彈的重量確定後，砲術家們認為所需裝填的火藥，應該有一個理想值。最恰當的狀況是在火藥完全燃燒的瞬間，剛好將砲彈推至管口。
這就是「藥彈相稱」的發砲要領。當時在中國並沒有彈藥相稱的觀念，曾有砲手使用空砲（象徵性地填裝火藥）而被嚴重懲罰，所以後來的砲手都將彈藥裝得滿滿的，很容易膛炸。徐光啟在鑄砲的時候，思宗也曾下旨要徐氏試驗在砲中裝填更多的彈藥，看能不能增強威力。崇禎四、五年間吳橋之變時，明朝守軍也曾因為裝藥過多，結果不但爆炸且有多名砲手傷亡。
為了讓司銃者判斷不同材質的圓彈所應填裝的火藥量，十六世紀歐洲的火砲製造者，在銃規上刻有相應的比例尺，讓砲手不需要複雜的計算，就可簡便地估計裝藥量。
雖然火藥的配製當時還無法完全標準化，但銃尺的發明可使砲手迅速地掌握恰當的藥量，這是火砲發射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因此，銃尺的形制和操作方式在中國往往被視為秘學，所以在當時西洋火器的中文書中都不曾提到，所畫的圖也不詳實。銃尺的原理當時仍屬於掌握在天主教人士手中的秘學，所以一般鑄砲者或砲手都不太熟悉這一種較科學的工具，到了臨戰忙亂之際，只能自求多福了。
雖然銃規、銃尺和矩度的配合使用大大提高了火砲的準確度，卻仍做不到百發百中的程度。明末清初的砲手往往將大砲當作平射武器使用，如此即可在近距離發揮極大威力。但因受到鑄造技術的局限，不僅砲膛不易做到光滑平直，即使砲身的厚薄輕重也很難一致，造成放砲時的偏差。且由於紅夷大砲的砲身多是由前至後漸粗，砲的中心線與砲身並不平行，所以在平射瞄準時也會產生誤差。砲術家於是發明星斗以解決這個問題，分別指的是在砲口口箍上所立的星表（或稱準星、照星），和在砲底外緣安裝的照門。
康熙二十年正月，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將奉旨鑄成的兩門戰砲運往清河，對著星斗試放。聖祖在親臨觀看之後，認為從來沒有如此準的火砲，賜名為「神威將軍」。
星斗在火砲上的使用，很可能就是南懷仁最早引進中國的，在康熙二十年鑄成的「神威將軍」上，除了刻有應用的火藥和鉛子重量之外，首度出現「星高七分」的銘文。至於南懷仁在康熙二十八年鑄造的「武成永固大將軍」上，也記星高為六分三厘。但後來清朝軍隊對星斗的重視漸減，在十八、九世紀所造大砲的銘文之上，很少看到有關於星斗高度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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