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

地 位 和 影 响



  ■罗运环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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