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的偏激倾向


  袁征

  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还有"过犹不及"的讲法,后来儒家学者又在这方面大力宣扬,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孔子是个稳重平和的思想家。但如果超越这些显而易见的的主张,全面地研究孔子的思想,就会看到它有相当严重的偏激倾向。

  孔子是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他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有一次,一位学生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统治者要使国家有充足的粮食和强大的军队,这样人民就会对他信服:"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学生问,如果这三样之中必须放弃一样,先放弃什么?孔子说放弃军队。学生问,如果必须再放弃一样,放弃什么?孔子说放弃粮食,但决不能放弃诚信。这段话有逻辑问题。在前面,孔子把充足的粮食和强大的军队作为使人民信服的基础。那么,放弃了军队和粮食,就破坏了"信"存在的条件,又怎么可以保存"信"呢?不过孔子的思想倾向非常清楚。他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让全国人民饿死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一定不能失去诚信的道德精神:"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实事求是地研究这段记录,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偏激到了极点。

  对于这种道德至上的极端主义观点,孔子还有更明确的表述。他要求人们一心只考虑如何遵守传统伦理,而根本不要考虑任何实际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是说,考虑如何坚持传统道德是高尚的,而考虑实际利益却是卑鄙的。根据《论语·尧曰》,孔子主张"欲而不贪"。不少学者引用这句话,证明孔子承认适度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并称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精神。这里且不论《尧曰》的记载很不可信,就算孔子讲过这句话,那些学者也没有全面反映孔子的观点,因而没有正确解释他的主张。孔子在提出"欲而不贪"后,接着就对它作了具体解释:"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这就是说,一心以仁道为欲望,那就不是贪。这里只有对传统道德的片面强调,而没有对物质欲望的丝毫肯定。

  有的学者说,孔子孤立地强调"义",是因为他认为"义"作为道德规范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无需在道德领域之外寻找支持。相反,只有排除了"利"等一切外在因素,才能使它自身的价值得到净化。孔子这个观点具有明显的道义论(又称义务论)倾向,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

  其实孔子的思想远远没有这么精密。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比较朴素的,用高度发展的现代理论进行"诠释",很容易导至华而不实的结论。孔子认为坚持传统道德是最重要的问题,抓住这个问题,其他所有次要问题都会自然解决。这是中国人熟悉的比较直观的思路,如果要按现代哲学的办法进行分类,属于后果论。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此外什么事都不用做,整个国家一切问题都会自然消失,安定繁荣:"无为而治者,其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只要统治者自己遵守传统伦理,整个国家无需法制和政府管理,人民自然会按正确的途径去行动:"其身正,不令而行"。这种说法显然十分片面地夸大了统治者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

  孔子还说,只要坚持平均分配的原则,就不会有经济不发达的问题,因而治理国家不必考虑经济上的贫穷,而只要考虑分配上的平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事实上,发展经济不但要处理好分配,而且要处理好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光是平均分配决不能保证消灭贫穷,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孔子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他思想上的片面性也表现在教育活动中。他过分强调学生的操行,而将学习文化知识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孔子要求学生首先认真实践传统的道德原则,如果还有剩余精力,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德和才的关系的问题上,孔子认为有了德就自然有才,道德修养好的人必定有口才:"有德者必有言"。因而孔子曾经明确主张只要考虑德,而根本无需考虑才:"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孔子自己对待学生就是采取这样的偏激态度。颜回既没有突出的文才,又没有干练的工作能力,只是在道德上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因此就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成为孔门弟子的典范。孔子说他道德修养如何如何好,以此证明他是学生中唯一好学的人,似乎好德就是好学,道德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鲁哀公问哪个学生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有好学者也。"在另一个场合,季康子问他,孔子也是这样回答。孔子明知道言偃和卜商文章写得好,知识渊博,成绩在学生中最为突出,却坚持说只有颜回一个人好学,其他通通不好学。

  由于个人品行被摆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孔子对学生的道德修养以至于日常言行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完全不考虑物质生活条件,宣称能吃别人都不愿吃的苦就是"贤",就是有道德。孔子在学生面前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喜欢粗陋的衣服和食物,即使他立志学习和遵守传统伦理,孔子也拒绝给他教育和跟他讨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显然是偏激的禁欲主义观点。孔子要求学生绝对严格地遵守传统礼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前面两条,是非常极端的。人们既不能看,又不能听,怎么知道它合礼还是不合礼?任何原则(包括传统礼法)都可能有程度不同的缺陷。如果不符合某种原则的言论和事情连听一下或看一下都不允许,那么人们就只能完全服从权威。要是权威说一声这不合礼,大家必须扭头就走,而不能作任何独立思考。这表面上保持了精神的绝对纯洁,实际上完全禁锢了人们的分辨能力和创新精神。

  孔子要求学生不但要十分认真地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且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极端严格的要求必然导致高度的精神紧张。孔子的学生曾参每天都要用三条严格的标准审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仲由知道一条他认为正确的道理,就要在行动上做到,如果还没能做到,就生怕再听到别人讲另一条道理:"子路有闻,未能行之,唯恐有闻"。由此可见他紧张的心理状态。正如德国思想家韦伯指出的,孔子的主张导致了"谨慎的自我控制、自我审查和自我戒备",造成了"对所有激情和快乐的全面压制"。

  孔子的偏激倾向有方法论上的根源。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且是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理论。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比喻为房子的唯一出口:"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还认为除了一种正确的理论之外,其他理论都是错误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显然是十分偏激的。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人的观点即使是先进的,也可能有不足之处,而不是绝对正确。不同观点即使有缺陷,也往往有可取之处,而不是绝对错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抓住了主要问题,其他问题不一定就会自然解决。更何况人们有可能错误地将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或者用于解决主要问题的办法不得当。因此,"均"不能保证不贫,有德不一定就有才。

  因为孔子把自己的主张看成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并认为不是绝对正确的理论就是绝对错误的理论,所以他对不同观点采取了绝不宽容的态度。他号召自己的学生敌视不同观点,甚至十分偏激地认为,谁表现出这样的敌意,谁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归根结底,孔子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西欧古代最早的国家经历了氏族血缘关系被瓦解的过程,国家跟氏族相当彻底地断绝了关系。而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是直接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过来的。根据现有史料,夏朝是夏后氏部落建立的,商朝是子姓部落建立的,周朝是姬姓部落建立的。氏族的血缘关系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氏族贵族变成了国家统治者,实行父家长式的宗法统治。因此,家族内部反映尊卑长幼的礼节,即所谓"礼",就发展成国家的社会等级制度。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春秋时期,传统礼法逐渐被抛弃,姬姓王族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破坏,社会进入了转折阶段的动荡之中:"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怎样对待这样的形势?各派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孔子主张对抗社会的发展趋势,努力维护和加强不断受到削弱的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他认为西周的宗法统治是十分完美的,渴望能回到那样的时代。孔子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宗法制度下,国家就是放大了的家族。因而孔子特别强调服从父亲,尊重兄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家庭的等级原则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在自己家里维护等级秩序就是从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齐国的统治者问他应该如何管理国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家庭里的等级关系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完全混为一谈。在孔子眼里,家庭伦理和个人道德就是政治,是关系国家兴亡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因而他采取道德至上的极端主义态度。更准确地说,这是传统道德至上,或者是宗法统治原则至上的极端主义价值观。

  学术界普遍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认识孔子思想的关键。什么是"仁"?孔子曾经说"克己复礼为仁"。而克己复礼的具体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主张。在另一个场合,孔子把"仁"明确地解释为"爱人"。但在上面引用的材料中,我们看到,孔子表示不惜让全国人民饿死,也要保持诚信的道德精神。由此可见,凡是在事关传统等级秩序和传统道德的时候,孔子就表现得非常偏激。即使在关于"仁"的观点里,也不乏这样的极端主义精神。

  父家长式宗法制度虽然受到社会进步的冲击,但在整个中国古代,它的残余一直大量存在于社会之中。孔子的极端主义价值观不乏生存的丰厚土壤。孔子思想的继承人继续鼓吹精神至上、道德至上的观点,极端主义一直是儒家学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孟子要求人们一心只想着传统道德,而对实际利益一点都不要谈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名言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于是,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孔子思想有明显的偏激倾向,但又应如何解释他关于"中庸"和"过犹不及"的观点?孟子、董仲舒和程颐等儒家大师都十分强调"执中"或者"中庸",这怎么能跟他们的过激论调相容?其实把中而不偏作为处世的正确态度早在春秋以前已经开始了。孔子继承了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又是抽象的,它并没有指出"中"的标准。因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里,人们可能做得对,也有可能做得不对。例如孔子教导学生既要学习又要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孔子把传统礼法和传统道德作为正确行为的标准。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根据《礼记》,孔子还明确说过,"礼"就是"中"的标准:"礼所以制中也"。按照这种观点,合乎礼就是"中",违反礼就是"过"或者"不及"。这就有可能导致过激的思想和行为。例如,传统礼法要求维护父母的权威。要是父母做了错事,他们的威信很可能会受损害。孔子认为,如果发现父母要做错事,应当婉转地加以劝阻。但如果父母不接受劝告,又应该毫无怨言地敬重和服从他们:"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一个人告诉孔子,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受到怀疑。他当证人,证实了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马上反驳,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宣称为父亲隐瞒过错才是真正的正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硬把隐瞒事实说成是正直,这显然是很偏激的。但如果以传统礼法为标准,以"礼"的要求为"中",那就可以说,为父亲隐瞒过错是恰当的,而如果事前不劝阻,或者事后证实父亲盗窃,却都是偏颇的。

  中庸要求做事不要偏离合适的标准。但如果这个标准本身就不正确,中庸的原则就不足以防止偏激,甚至可能有助于将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指责为"过"或者"不及"。因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中庸当作重要的美德,极端主义的论调却彼伏此起,不断出现。

  最后,有必要作一点说明。笔者指出孔子思想中有偏激倾向,并不是否定孔子本人。孔子思想包括许多内容,这篇文章只探讨了其中一个问题。另外,学者们为了强调自己的某种看法,往往会表现出偏激的态度。这是应该设法防止,而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让各种具有不同偏激倾向的观点互相争鸣,社会上多数人自然会选取它们之中的合理成分。但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用政权的力量压制其他学派,而强制人们接受儒家学说。孔子思想被视为绝对正确的理论,孔子一派的极端主义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影响,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模式和学校教育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有必要指出这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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