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综合分析

兼论《周易》成书年代及作者

叶福翔

   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为主要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作者及成书年代作了综合考察,提出《易经》是西周卜筮官员们汇集的卜筮记录,经殷商草创、西周渐成、孔子编定;《易传》是对《易经》的义理发挥:《象》是纯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辞》和《说卦》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作。《易传》各篇作者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杂卦》。

  《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 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 《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 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 结合史料考证, 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一. 《易经》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 和“小人”无 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见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

   “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

<     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

  “呜呼!小子封,恫 乃身,敬哉!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 民。”(《尚书·康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

  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 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易经》,故《易经》也不会出自孔子。

2. 商代无《易》

  卦爻辞是否会成于周公之前呢?由于《尚书·商书》中找不到《易》的记录,箕子传授武王“洪范九畴”(见《尚书·洪范》)时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则作为纣王亲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将包括五行说在内的“洪范大法”传给武王,有《易》的话也无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无“卦”、“筮”、“蓍”、“或”、“国”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经》不是出自商代。考 虑到周人文化应低于殷人文化的历史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风很盛,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数字卦显示着殷商文明与《易经》有或多或少联系── 从现今已有发现看:商代的数字卦多为六位一组⑧,与《易经》卦象六爻同构,故易卦源于筮数之说是合理的⑨; 同时,因龟壳裂纹确似卦象, 故卦象出自龟卜之说⑩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 如果经济条件和养龟繁殖允许, 甚至可以用正交试验设计法进行实验验证)。卜象和筮数应是产生卦象的两大实践源泉。

  卜辞与卦、爻辞之间存在一些类似, 如:

    卜辞                  卦、爻辞

   利;不利                利;无不利;无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贞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贞我旅吉。               旅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由此推知:尽管商代无《易经》,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龟卜成象、筮数成卦的卜筮实践确实奠定了卦象的基础,卜辞已经开始为卦爻辞作资料积累,是卦爻辞的初始形态。

  汉代郑玄之后,历代都有人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证明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这实在是误会,请看《周礼·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 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明明是说连山、归藏、周易为三种方法,怎么就会因后来有《周易》之书名而推出有三种《易经》呢?既使有三种《易经》,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种《易》,决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国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较为成熟,夏代陶符似还不足以记《典》,何来《三坟》《五典》?纯属托古崇古之为。

  至此,说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经》。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自然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孔子作书编册之艰辛可以想见,竹简之错漏脱落当属常事,故编《易》时可能发现个别中断或不连贯处,于是孔子自行补入──这应是有些爻辞与前后爻辞关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讲“龙”,唯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讲君子等。《易经》也只有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才得以发扬光大。

5. 关于《易经》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的分析结论,《易经》思想总体上是西周时期掌握知识的中层卜筮官员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这一结论可以较圆满地解释《易经》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辞中记录的“高宗伐鬼方”、“晋侯以锡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产生逻辑矛盾和历史矛盾。

二. 《易传》思想及其作者

  通观《易传》(《十翼》),义理广博,构思宏大,尤以《大象》、《彖》、《系辞》最具独创性。《易传》各篇思想各异,这为以中国哲学发展史为背景分析各篇思想、作者及作成顺序提供了条件。

  比较《易经》与《易传》,发现《经》、《传》联系的关键是《大象》。如果没有《大象》将“卦象”发为“义理”、贯通“象”与“理”,则纯从经文引理之《小象》、《彖》、《文言》和越经大论之《系辞》、《说卦》皆似浮萍,故笔者非常赞同刘大钧先生《大象》作于《彖》之前的观点13并认为《大象》是《易传》中最早之作。

1. 《大象》

  《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有只讲“君子”不讲“小人”的特点,如:

  “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众”(《师》)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

  “君子以振民育德”(《蛊》)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

  “君子以虚受人”(《咸》)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君子以恐惧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与前述孔子思想相比,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惧修身”外都立论更高,有“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之感;孔子讲“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和“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这与“君子以恐惧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会是孔子所作。 仔细与《论语》中各种记载比较,发现与曾子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极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君子以恐惧修身”与“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思想都极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 ”仅一字之差, 这决非偶然,应是曾子作《大象》之内证,这些思想也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主体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极可能是曾子。

2. 《小象》

  《大象》既出,仿之作《小象》当在情理之中。观析《小象》,发现“中”、“正”思想较浓,如: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

  “讼,元吉”,以中正也。(《讼》)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师》)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呜谦贞吉”,中心得也。(《谦》)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这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相合,故若《中庸》为子思所作,则《小象》也可能是子思所作。

    严灵峰先生基于《小象》“与爻辞接近、似墨子《经说》之于《墨经》”而认为《小象》是《易传》中除《彖》外最早之作14, 事实上《小象》之所以与爻辞接近,只是因为它在语句结构的前半段都是抄录爻辞(是爻辞的不完全集)而已; 《小象》的独创性主要体现于其语句的后半段,即上述“中”、“正”思想,此外,《小象》有联系“数”与“义理”的功能,而“数”由“象”衍出,无“象”就无“数”,因“象”的源泉是卦象和《大象》,故《小象》不会成于《大象》之前。

  这样,《易经》→《大象》→《小象》的形成过程正好与孔子→曾子→子思授学路向相符。

  《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将《易象》释为“上下经之象辞”当属误释──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那时曾子(505-432 B.C.)尚未出生,孔子(551-479 B.C.)也才10岁出头,儒家老祖宗还是小孩, 怎么会有表现儒家思想精义的《象》辞呢?笔者认为此处《易象》是指配上卦象的一种《易经》抄本,否则也不会感叹周礼尽在其中了。

3. 《彖》

    与《象》纯属儒家思想相比,《彖》中已有道家思想和阴阳概念,如: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

  “内阳而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泰》)

  “内阴而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谦》)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

  这既是《彖》晚出于《象》的内证(《老子》晚出于孔子思想),也是《彖》、《象》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现:《彖》必然已受以楚文化为背景的道家的影响,而《象》则是鲁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恰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 臂子弘,……”,将此与郭沫若主张子弘(子弓)作《易》的论述相参15, 正好说明子弘有作《彖》的可能,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后来荀子将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考虑,《彖》的作者当为子弘(子弓)。高亨先生在《周易大传今注·卷首(三)周易大传通说》中也说:“彖传多有韵语……其韵字多超越先秦时期北方诗歌如《易经》卦爻辞及《诗经》之潘篱,而与南方诗歌如《楚辞》中之屈宋赋及老庄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则彖传可能是 臂子弓所作。”所见相同。

  当然,子弘(子弓)既能作《彖》,则不能排除商瞿作《象》的可能性,然而对此已无据可考。

4. 《系辞》

  《系辞》是《易传》诸篇中篇幅最长、义理最广博之作,其思想已融儒、道和阴阳观念于一体,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阴阳观念早在公元前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时就被提出:“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首开哲学应用;《系辞》更进行了创造性扩充,但没有象邹衍那样与五行说相结合,故《系辞》的阴阳思想不等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思想。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系辞》中不含法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的联系也很微弱,仅有“尚贤”可通。

  《系辞》行文铿锵有力、用语凝炼如诗,与《老子》有异曲同工之似,故陈鼓应先生力主《系辞》属道家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16,但《系辞》中儒、道、阴阳思想共存,又决非纯粹道家所能作。

  据蒙传铭的考据资料:先秦典籍中无引《系辞》的记录,而汉初典籍《新语》中却有一条,尽管孤证不足以定论,但仍以推断《系辞》的创作年代当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为宜。张岱年先生认为《庄子·天下》中所载惠施的“天与地卑”是《系辞》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反命题、《庄子·大宗师》中“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是《系辞》中“易有太极”的反命题,进而从正命题应早于反命题的观点出发认为《系辞》应作于《庄子》之前,可惜逻辑上的正反命题是相对而言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系辞》中的命题是《庄子》中正命题的反命题呢?而且,上述观点在孤立应用时也可能把《礼记. 乐记》中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推断为形成于《庄子》之前,造成谬误;宋玉《小言赋》中语句也与《系辞》差异太大,不能说是引述《系辞》,所以,张先生关于“《系辞》作于老子之后、惠子、庄子之前”的论断似嫌证据不足。

  从《系辞》兼容并包儒、道、阴阳思想来看,作者当系一大思想家。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首推荀子,此人三为稷下学宫祭洒,总结先秦各家学术而自成一家,继往开来,以致清代学者汪中感叹:“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然而,《系辞》的思想与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难契合,《系辞》要“兼三才而两之”,荀子却要“明于天人之分”,加上《荀子》中吸收有《系辞》中所没有的法家思想,故荀子不可能作《系辞》。邹衍的风格属“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与《系辞》不同。同理,《管子》、《吕氏春秋》等“兼儒墨、合名法”之作也都与《系辞》思想不符。──看来《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传世名作的作者都不可能作《系辞》。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又据《汉书·儒林列传》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轩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由此看来,身历战国、秦、汉三代的田何当是一位关键人物,此人生于汇粹天下英才的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应深知当时学术思想,也必有真才实学,方能在汉兴之后传《易》于众。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汉代以后流行的《易大传》当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师们所编定的”17,后人以为《汉书》中所述“皆著易传数篇”已佚,实际上中国授学传统是弟子珍惜师作,当不致于散失,故田何所作“易传数篇”极可能就是《系辞》,无论从年代上看还是史料引证看都如此。冯友兰先生言不能断定《十翼》是否田何等人所作,李镜池60年代推断《系辞》、《文言》是田何到田王孙的口传易传18,张岱年先生说今本《系辞》和《彖》,《象》等篇当是田何传下来的,均未肯定是否田何所作。如果《系辞》作于田何之前,则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应有所反映;由于先秦诸子均未引《系辞》而汉初《新语》却有。故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考虑,可以推断《系辞》应是田何所作。

  此外,笔者认为《系辞》中的“子曰”应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师之语,不一定全是孔子所说。

5. 《说卦》

    《说卦》思想与《系辞》极为相近,也是儒、道、阴阳思想并举: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些思想与《系辞》同源──《系辞》已提出了“二仪→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论,奠定象数爻位说基义,《说卦》进一步用“阴阳、柔刚、仁义”与“天地人”三“道”相配,加强了《系辞》中的象数理论。《说卦》形成时间与《系辞》相隔不会太远,若前述田何作《系辞》成立,则丁宽作《说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汉书·儒林列传》往下有:“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现《说卦》内容正好符合“训故举大谊”,应该就是《小章句》。从田何因丁宽东归而说“《易》已东矣”,也证明丁宽必有创见。

当然,《序卦》也可说是“训故举大谊”而已,如此则丁宽可能作《序卦》,《说卦》反而应是田何之作,《系辞》则应归于田何之师子乘,但这样很难说明为何《系辞》未在战国时期留下思想痕迹和影响。故仍以上述推断为宜。

6. 《文言》

  《文言》之思想,以属儒家传统的“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天地变化”、“阴疑于阳必战”等属道和阴阳的思想。《左传·襄公九年》中也有:“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与《文言》几乎完全一样。是《文言》抄袭《左传》还是《左传》引用《文言》?对此认识不同可导致不同假说:若《左传》引《文言》,则《文言》早出。由于《文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从不提《易》,故可能与《小象》一样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子思作乾、坤两卦《文言》后看见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认为不及,故止笔。

    若《文言》抄《左传》,则《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篇》引“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与《文言》似,董氏之前经典中除《左传》外也未见有《文言》者,加上《汉书·艺文志》又著录有易传“《杨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极可能是公元前136年为《易》博士的杨何19,同时,考虑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较大。

  注意到汉文帝初年(约175 B.C.)所抄《帛书周易》20之《易传》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辞》和《说卦》,可以推测首次将《象》、《彖》、《系辞》、《说卦》、《文言》与《易经》集编在一起成为《周易》的人也极可能是《易》立于官学后的首任易博士杨何,故史迁才会说:“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7. 《序卦》

  《序卦》在刘安(179-122 B.C) 门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时已有──《淮南子·缪称训》中“《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蒙传铭认为是引《序卦》稍异之文; 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独未提及《序卦》和《杂卦》,故《序卦》成稿当在刘安─司马迁时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表现出独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阐述,当出自象数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孙。

8. 《杂卦》

  《杂卦》是唯一未见先秦诸经、诸子和汉初典籍征引的《易传》篇章,但扬雄(53 B.C. -18 A.D.)作《太玄》时已有《太玄错》与之相应,故《杂卦》必作于扬雄之前。从《杂卦》思想内容看,是“错综卦象”奠基之作,当属象数派传人所为。考虑到京房(77-37 B.C.)象数易学21水平已高于《杂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传》已存、焦延寿也有《易林》传世(尽管可疑),故《杂卦》应成于京、焦之前。由于《杂卦》中没有孟喜提出的“卦气说”,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杂卦》思想水平,故《杂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孙。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猜测《序卦》、《杂卦》是刘歆伪窜,这在时间上说不过去,连刘歆之父刘向(77 - 6 B.C.)也不可能。

9. 关于《易传》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传》成书序为《象》、《彖》、《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 《杂卦》的倾向性分析结论。《易传》总体看来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成书时间从战国初起直至汉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易经》和《易传》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易经》是西周卜筮记录而成的占测事典,《易传》则是以《经》为基础的义理论著汇编。《易经》卦爻辞是周代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应有单一确定的原义;卦象则因人为取义不同而释义千差万别,是意义伸缩性最大的符号。《易传》中,《大象》具有连接《易经》卦象和《易传》义理的功能,与《小象》一道体现着儒家思想和鲁文化;《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结晶,象征着楚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 《系辞》和《说卦》都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创造的成果,特别是《系辞》体现了《易传》哲学的思维水平和主要思想(《易传》哲学的提法欠精确, 由于《易传》各篇思想和作者各异,笔者认为宜称《系辞》哲学、《彖》哲学、《大象》精神等更妥切);《文言》、 《序卦》和《杂卦》则是从不同侧面对《易传》和《易经》的补充。

 《周易》思想具有复合性,纯粹说是卜筮之书或哲学专著都是不全面的,这部发端于殷周、总成于西汉、历多代士人学子编定并不断添注的奇书,思想之庞杂不足为怪,具有周秦时代知识全书性质。正因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经之首”,又是道家的“三玄之一”,进而有“易道广大”之说。

 

①见冯友兰:“《易传》的哲学思想”,原载于《哲学研究》1960年7、8期; 见于黄 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以下简称《论文集(三)》), 70-86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②见冯友兰:“《易经》的哲学思想”,原载于《文汇报》1961.3.7.; 见于《论文集 (三)》,87-92 页

③见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一辑)》 ,北京三联,1981;见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以下简称《论文集(一)》,411-4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④见余敦康: “从《易经》到《易传》”,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七辑),北京三联 ,1982; 见于 《论文集(三)》,107-133页

⑤见蒙传铭 :“周易成书年代考”,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5年3 卷1期;《论文集(一)》,366-407页

⑥见王开府:“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原载于台湾《易经研究论集》, 黎明文 化事业公司,1981; 见于《论文集(一)》,455-466页

⑦见余永梁:“易经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原载于《历史语文研究所集刊》, 1928 年1卷1期; 见于 《论文集(一)》,157-178页

⑧参见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 原载于《考古》1981年2期; 见于《论文集(一)》,573-593页

⑨参见张政浪:“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原载于《考古学报》1980年4期;见于《论文集(一)》,549-572页

⑩参见屈万里: “易卦源于龟卜考”,原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27)》,1957; 见于《论文集(一)》,43-63页

11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原载于《燕京学报》1929年6期, 修改后收入《古史辨》第三册, 见于《十家论易》,92-129页, 岳麓书社, 1993

12 参见陆侃如:“论卦爻辞的年代”,原载于《清华周刊》1932年37卷9期; 见于《论文集(一)》,249-254页

13 参见刘大钧:“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原载于《东岳论丛》1981年6期; 见于《论文集(一)》,474-479页

14 参见严灵峰: “易经小象成立的时代及其内容”, 原载于台湾《哲学年刊》第四辑(1967.6.),见于《论文集(一)》,348-365页

15 参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原载于《青铜时代》,文治出版社,1945; 见于《论文集(一)》,272-293页

16 参见陈鼓应: “《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见于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136-146页

17 同③

18 参见李镜池: 《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 292-324页, 325-369页19 参见“易学年表”,见于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附录一,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20 参见于豪亮: “帛书周易”,原载于《文物》1984年3期; 见于《论文集(一)》,613-628页

21 参见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20-145页

* 凡未出注的思想人物,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相应词条。

copyright 1995 原载《周易研究》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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