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食货志

陶元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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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三国时代,中国历史上之剧变期而上古与中古之分野也。在此期内,政治上之剧变为统一之破坏,社会上之剧变为阶级之构成,民族上之剧变为汉族之失势与异族势力之膨胀,思想上之剧变为儒学之就衰与佛老思想之普遍,经济上之剧变为人口之锐减、奴客生产之盛行、公有土地之增加、钱法之紊乱、旧有大都市之萧条、与商业之不振,凡此种种剧变,皆足划分时代而具有历史上之价值。斯篇之作,不过略述三国时代公私经济之状况,籍明其时经济上之剧变而已。

学者每以汉献帝逊位之年为三国时代之始,此由迷於朝代之断限而不明时代性也,其实三国时代应托始献帝即位之岁即中平六年。(一八九)由中平六年至献帝逊位之年,(延康元年二二○)为群雄割据期,亦即三国时代之初,由魏文帝受禅(黄初元年二二○)至魏元帝灭蜀(景元四年二六三)为三国鼎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本期,由魏灭蜀至晋平吴(太康元年二八○)为南北对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末期。本篇时之断限,即为一八九—二八○年,惟於初期详曹孙刘而略其他群雄,於末期详吴而略晋。至本篇人地之范围,则为汉族及当时之疆域,意在有重心而免枝蔓耳。本篇采分类叙述法,盖所述之时代既短,而流传至今之史料又稀,分期或分区叙述,实不若分类表述之较明晰。惟於分类表述中仍略寓分期分区之意,庶免以偏概全之弊。至本篇之所取材,多为通行旧籍,已於篇中随处标明书名篇名,兹不赘举。又本篇系在邵阳李剑农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特声明以致谢意云。



安岳陶元珍自序於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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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 口

说明:《三国食货志》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段首标以●符号的段落,是作者的概括说明,这些段落可以连缀成篇,构成全书的骨干。另一种在其之后胪列有关史料,间或加按语予以说明。


一、户 口

●汉桓帝、永寿三年(一五七),中国户口数达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

晋书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至於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後汉书补注续以下「二」字为「户」字之误,是也。)

案:通典食货典及通志食货略所载永寿三年户口数,均与晋书地理志相符,文献通考户口考则据续汉书郡国志注,马端临自注谓与通典未知孰是。余意晋书所载数字较近情理,续汉书郡国志往所载数字,平均每户仅三口略强,当有讹误,永寿二年亦当系三年之譌,兹从晋书。(晋书当亦据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本文当与晋书相符,续汉书郡国志注之「六百七万」,当系「六十七万」之譌,「九百六」、「九」上当脱「七千」二字、「八」下当脱「十」字,「五千六万」、「六」下当脱「百四十八」四字,吾人不能以续汉志注时代较晋书为早遂笃信之也。)

●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则降至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口,

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八百四十」、通典食货典无「十」字。)

●其间中国户口之锐减,可以概见。此次之户口减耗,盖在三国初期,即汉献帝时,

後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吕及今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於亡新之时也。」

魏志张绣传「从破袁谭於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有未满千户者,而绣特多。」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馀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晋书山涛传载涛子前所上疏有云:「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其时人口减少之原因,语其要者,厥有数端。

●1、杀戮

魏志董卓传:「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献帝起居注:「公上言……: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级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

●2、饥饿

魏志王昶传注:「(任)昭先名嘏,别传曰……父旌(旐?)字子旟,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魏志司马朗传:「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饥,人相食。」

魏志董卓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机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魏志袁术传:「术……遂僭号,……荒侈滋甚,後宫数百,皆服绮縠,馀梁肉,而士卒冻馁,江准间空尽,人民相食。」

魏志卢毓传:「统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魏志夏侯渊传注引魏略:「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啖人。……五官将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冢间髑髅系著忠马鞍以为欢笑。」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莲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後采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

●3、疾疫

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土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牢,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

魏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翻志王粲传:「(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徐)干(陈)琳(刘)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案: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染疫死者必甚众,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调建安十六年关中乱,焦先窜居河渚间,大阳长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彼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魏略所谓後有疫病,当即记建安二十二年之大疫。

●及三国本期,大乱略定,户口数较三国初期锐减之後,渐有增加,惟其增加率仍不甚高,故魏明帝时翻诸臣尚竞以人少为言,

魏志陈群传:「青龙中,营治官室,百姓失农时。群上疏曰,……况今丧乱之後,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魏志蒋济传:「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官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日,……今虽有十二州,至於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

魏志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魏元帝时,魏蜀之户数合计,尚仅九十馀万,口数合计,尚不过五百数十万。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九十一」通典作「八十一」)

通典食货典:「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迨至三国末期,则户口大增,遂有晋初之盛,

通典食货典:「蜀刘禅炎兴元年,则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是岁魏灭蜀,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

●然较诸汉桓帝时,固远有逊色矣。此三国时代户口消长之大略也。

●三国初期中国之户口虽一般的趋於减少,而各地减少之程度则至不一致,

晋书庾峻传载苏林谓峻语有云:「邓陵落五六万户,间今裁有数百。」

案:苏林此语约言於魏齐王芳时(峻为博士前),其时颖川鄢陵县之户尚仅数百,则三国初期鄢陵户口之锐减可知,故苏林以峻伯父及父之孩抱经乱幸获保全为峻祖积德所致,此可云极端之例矣。

魏志崔林传注:「魏名臣奏戴安定太守孟达荐(王)雄曰,……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

案:孟达此表上於魏文帝时,其时涿郡领户尚仅三千,仅当永和五年涿郡户数之三十四分之一强,则三国初期涿郡户口减耗之惊人,不待言已。

魏志苏则传注:「魏名臣奏载文帝令问雍州刺史张既日,试守金城太守苏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既答曰,金城郡苦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阻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雕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馀。……」

案:续汉书郡国志金城郡永和五年户数为三千八百五十八,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曹操析金城地置西平郡,假定西平郡分去金城郡户数之半,则析去西平郡之金城郡之户数,盖仅当永和五年金城郡户数之半之三分之一也。

魏志杜畿传:「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世。……」

案:杜畿几此语言於高干反时,约在建安十年十一年之间,时河东尚未分置平阳郡,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河东郡有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则至建安十年顷,实减去三分之二矣,此三分之二户数当大部减耗於初平元年以後也。

晋书地理志:「丹阳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五万一千五百。」又「宣城郡……户二万三千五百。」又「新安郡.……户五千。」

案:上三郡略等於汉丹阳郡之旧壤,太康元年户数之和为八万户,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丹阳郡户数为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两者相较,仅减去七分之三弱。丹阳户口之减耗,自在三国初期,丹阳旧壤之户数,在三国初期减耗後当较太康元年时为少,惟与永和五年较,其减耗率必不如前述涿郡金城河东鄢陵诸郡县之惊人。後举诸地三国初期之减耗率,均可由太康元年户数推计,不再阐释。

晋书地理志:「吴郡……户二万五千。」又「吴兴郡……户二万四千。」又「毗陵郡……户一万二千。」续汉书郡国志:「吴郡……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

案:前举晋吴郡吴兴毗陵三郡,略等於汉吴郡之旧壤。

晋书地理志:「会稽郡……户三万。」又「东阳郡……户一万二千。」又「临海郡……户一万八千。」又「建安郡……户四千三百。」又「建安郡……户四千三百。」

续汉书郡国志:「会糟郡……户十二万三千九十。」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之会稽东阳临海建安晋安五郡,略等於续汉书郡国志之会稽郡地。

晋书地理志:「蜀郡……户五万。」又「汶山郡……户一万六千。」

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之蜀郡汶山二郡,等於续汉书郡国志之蜀郡地。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成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晋书地理志:「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於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郡名。」华阳国志大同志谓魏咸熙元年「内移蜀之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於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蜀人北移者当大部为蜀郡人,吾人不能据太康元年户数断言三国初期蜀郡户口之减耗率甚高。

●盖各地所受乱事之损害,轻重不一,受乱事损害较轻之地,死亡率自较低,而又有他地之人避乱移入,足资弥补,受乱事损害较重之地,死亡率自较高,而避乱移至他地者复多,故三国初期各地户口之减少率极不一致也。大体言之,中国北部(略等於曹氏所据之地)之减少率较高,而南部(略等於孙氏及刘氏所据之地)及东北部(公孙氏所据之地)之减少率则较低,

吴志朱治传注:「江表传载治说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箫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案:朱治此语言於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荆州後,「中国」犹「中原」之谓。

翻志辛毗传:「(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日,……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案:辛毗所谓天下,亦不过指魏之领域而已。

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魏兴,承大乱之後,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蜀志诸葛亮传载亮对刘备语有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

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统说备曰,……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

吴志鲁肃传注引吴书载肃语有云:「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全三国文卷五十六载刘镇南碑碑文谓刘表「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于时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人民死丧,百遣二三,而君保完万里,至於沧海。」碑文又日:「劝穑务农,以田以渔,稌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壤窃之民。」

案: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是荆州在赤壁战後,富庶远不如前,然较诸北土,恐仍为乐国也。(江夏及南郡之北部当较荒残)

续汉书郡国志:「南海郡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苍梧郡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合浦郡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九真郡五城,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日南郡五城,户万八千二百六十三。……」

晋书地理志:「合浦郡……户二千。……九真郡……户三千。……日南郡……户六百。……南海郡……户九千五百。……临贺郡……户二千五百。……苍梧郡……户七千七百。……高凉郡……户二千。……高兴郡……户一千二百。」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中诸郡,略等从前举续汉书郡国志中诸郡地,太康元年户数仅当永和五年户数之十分之一略强,其实减少程度并不若是之甚,盖岭南之地异族多而汉族少,此等异族之昔为编户者,多匿处深山,故户籍上之数字遂形减少耳。吴志陆凯弟胤传日:「贼帅百馀人,民五万馀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城清泰。」此可证三国时交州异族放逸山险者之众也。交州之苍梧郁林二郡於建安十六年即为孙权所得,其割据交趾等四郡之士氏兄弟,亦於同年归附孙氏。(吴志步骘传).

续汉书郡国志:「辽东郡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又「玄菟郡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又「乐浪郡十八城,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辽东属国户口不详)

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懿於景初二年平远东,「收户四万,口三十馀万。」

案:公孙氏所据之地,为前举之三郡及辽东属国,(东莱诸县乃暂时的)辽东属国户口数续汉书虽未载,其数当不甚多,景初二年公孙氏尚有户四万口三十馀万,可知三国初期东北部人口之减耗甚微,盖永和五年东北部之口数亦不过四十万左右也。

●故司马懿甫平辽即东创下令听北部人之流寓辽东者还其故乡,

晋书宣帝纪谓宣帝平辽东後下令曰:「……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

●魏甫灭蜀即以重利募蜀人内移,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咸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

●晋甫灭吴亦即奖请吴人渡江北徙,

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於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皆足证北部人少之恐慌多年尚未纾也。

案:北部人口之锐减,固由遭乱死亡者多,亦由迁入南部及东北部者众,东汉末(三国初期)北部人之南迁之事实,别详於拙作东汉末中国北部汉族南迁考,东汉末北部人之东北迁之事实,读者可参看缪凤林氏评东北史纲卷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创刊号)兹不赘述。

●三国初期各地户口减耗程度之不同,使固有之人口分布状况大为变更。景元四年魏蜀通计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其年吴之户数,史无记载,至少当有三十馀万户。吴蜀户数之和竟约略与魏之户数相等,或竟超过之,换言之,即当时南部之户数与北部之户数几不相上下,诚所谓空前之状况矣。

案:景元四年魏平均每户六口强,蜀平均每户不满四口,蜀之口数比较不近情理,故专以户数作比较之标准,户难隐藏,口易逃匿,户数或反较口数为确实也。

●北部诸地以冀州之户口为最多,

魏志崔琰传:「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

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魏志社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冀州户口最多。」

案:社恕此疏上於魏明帝时。

●南部蜀之领域内当以蜀郡之户口为最多。

蜀志吕乂传:「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

●吴之领域内当以丹阳郡之户口为最多。

案:就晋书地理志所载丹阳宣城二郡户数可以概见。

●三国时户口之减耗情形,及其分布状况,大略具於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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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 动

●三国时人口之稀少既如上述,而不生产之分子则较汉时或有增无减,所谓不生产之分子,如将士、官吏、妃嫔、伎妾、豪强,皆其甚著者也。魏之将土,极盛时当不下六七十万人,

晋书文帝纪载诸葛诞作乱时司马昭所上表有云:「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案:合此外将士计之,当不下六七十万人。

●蜀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十数万人,

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有云:「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休,在者八万。」

案:裴松之谓「亮既出战场,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其说良是,惟郭冲谓亮兵在祁山者八万,当为事实,则合留守者计之,不下十数万人矣。

●及蜀之亡,有将士十万二千人,

蜀志後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带甲将士十万二千。」
 
●吴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三十万人,

吴志诸葛恪传:「於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案:合留守者计之,当不下三十万人。

●及吴之亡,有众二十三万人,

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浚收其图籍,……兵二十三万。」


●合魏蜀吴之兵计之,当不下百万人。此犹就三国本期及末期而言,若在三国初期,群雄之兵当不可以数计。三国时之将士,多以军事为其本业,在社会中构成一种阶级,如魏所谓「士」,即有特殊之涵义,盖指世为兵者而言,士之家庭称日「士家」,

魏志辛毗传:「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资河南。」

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晋书四夷传北狄匈奴:「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栩,於平阳已北,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

●士之子称日「士息」,

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是後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

●士之女称日「士女」,必嫁士家,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丑略:「太子舍人张茂……乃上书谏日,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编者未必有权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

●士为侯,其妻始不复配嫁,

魏志锺县传:「爽既诛,入为御史中丞,(谓繇子毓)侍中,廷尉,听君父既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繇所创也。」

●士徇公死难,有得除士名子孙不复为士著,然不多觏,

魏志三少帝纪济王芳嘉平六年:「春二月已丑,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认曰,……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故三国时之将士,除所谓屯田兵外,皆可目为不生产分子,盖被等之从事耕稼,不过系作业馀之劳动也。
 
●魏官吏之数,史未详载,其郎官及司徒领吏约有二万馀人,

王朗子肃传注引魏略儒宗传序:「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

●各州郡官吏之数,史传中亦间有片段之纪载,

王朗子肃传注引魏略儒宗传序:「贾洪字叔业,京兆新丰人也,…—建安初,仕郡,举计掾,应州辟,时州中自参军事以下百馀人,唯洪与冯煦翊严苞交通,材学最高。」

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谓嘏为河南尹「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

魏志梁习传注引魏略苛吏传:「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废於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馀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

魏志社畿传注引魏略:谓孟康「正始中出为弘农,领典农校尉……郡领吏二百馀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

晋书刘毅传谓毅「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馀人,三魏称焉。」

案:「平阳」世说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作「阳平」,是也。阳平广平二郡均自魏郡分置,与魏郡统称三魏。「百馀人」,世说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作三百馀人。


●要之,魏官吏之数,当较蜀或吴为多。蜀亡时有吏四万,

注:此数据蜀志後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吴文武众职数拟魏晋,

晋书刘颂传载颂疏有云:「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

●其亡时有吏三万二千人,

注:此数据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合魏蜀吴之官吏计之,其数当达十数万也。

●魏之妃嫔伎妾以魏明帝时为多,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

●吴之妃嫔伎妾以孙皓时为多,

吴志贺邵传载邵疏有云:「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後宫之中,坐食者万有馀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於无用,士民饥於糟糠。」

吴志陆凯传载凯疏有云:「自昔先帝後官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馀,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优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计其所长,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宫廪,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如此上应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吴志孙皓传谓皓「後官数千,而采择无已。」

晋书武帝纪太康二年:「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官。」

●徒充後宫,坐糜廪粟,诚所谓社会之蠹矣。

●东汉末,诸豪强在社会上之势力,盖达於极点,有如仲长统所述。

後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豪人之室,连楝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

又损益篇:「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於州郡,田亩连於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於封君,势力侔於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

●及汉末大乱,豪富多遭拗杀,

案:如黄巾白波……诸贼,董卓李傕……之流,皆肆行劫杀,使豪强之势力大为摧减者也。

●曹操为政,以摧抑豪强为务,

魏志武帝纪注引翻书载曹操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实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魏志司马芝传:「太祖平荆州,以芝为管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溥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贼盗,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据史据白节家前後未尝给繇,若至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日,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咸流声上闻,今条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吏穷困,乞代同行。芝乃檄驰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

案:司马芝郝光盖深知曹操意旨,故出此辣腕耳。

●又刘焉公孙度之流,皆谈杀境内豪强以立威,

蜀志刘焉传:「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成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
魏志公孙度传:「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馀家,郡中震栗。」


察强之势力较前大减,惟江东之豪族因与孙氏勾结,势力转盛,

世说赏誉篇注吴录士林日:「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吴志朱治传:「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遗诣王府,所遣数百人」

世说新语:「贺太傅(邵)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放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日,不可啼,杀吴儿。干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後得释。」

案:诸豪族不过偶遭打击耳。

●其鱼肉小民以自肥,自不待言已。

●在人口稀少而不生产分子充斥之社会中,一般生产分子自被迫而为过度之劳动。生产分子之最苦者莫如奴婢。奴婢之待遇在东汉初已趋於改善,

後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又秋八月癸亥:「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又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光武帝且数次下诏解放奴婢,并有禁止略卖人口之法,

後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十一月了卯:「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又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又建武十二年三月癸酉:「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

又建武十三年冬十二月甲寅:「韶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又建武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直。」

●三国时则略卖人口之风大盛,

魏志杨俊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
魏志杨俊传:「俊转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棰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与别。」

魏志陈群子泰传:「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金陵本无匈字。 泰皆挂之於壁,不发其封,及徵为尚书,悉以还之。」

翻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值六十匹。」

●政府除没入罪人或其家属为官奴婢外,其因战胜获得之俘虏,当视与奴隶同科,

魏志毛玠传:「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後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

吴志孙綝传:「綝叩头曰,愿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吕据?休复曰,愿没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据为奴乎?遂斩之。」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魏书:「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馀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

案:此等「生口」盖与「牲口」之地位略同矣。

吴志吕蒙传:「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

●官奴婢之年届七十或癃疾残病者,尚斥卖於市,则奴婢之从事非人的劳动概可知矣。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七年:「秋八月戊申,诏曰,属到市观见所斥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振给之。」注「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诏官奴婢六十以上免为良人,既有此诏,则宜遂为永制,七八年间而复货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残病者并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难解。」

案:帝初即位之诏,不过表示新主之恩泽,未必垂为永制。至年满七十之奴婢及癃疾残病者尚足为市场上之商品,正足表现当时劳力之缺乏与夫奴婢之从事非人的劳动,亦非事之难解者。王褒僮约云:「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其所反映出之西汉时高龄奴隶被迫劳动之惨状,可与三国时相辉映矣。

●故杨顒谏诸葛亮之语以奴婢与鸡犬牛马同科,而视奴耕婢爨为当然,

蜀志杨戏传季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亮尝自校簿书,(杨)顒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

●毛玠对罪人妻子之没为奴婢者偶加矜叹,竟获罪於魏武几不免一死焉。(参看魏志毛玠传)

●较奴隶之地位略高者为「客」,当时常以奴客并举,

蜀志糜竺传:「奴客二千。」

蜀志李严传注:「诸葛亮又与平子丰教曰,……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

魏志文德郭皇后传:「后曰,……奴客不在目前,当私取官竹木作梁遏。……」

●往昔为客者,月取佣资,地位尚有同雇工,

崔寔政论:「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月一千。」(全後汉文卷四十六)

●三国时则客之地位甚低,仅略高於奴隶,此就当时君主之多以「客」赐臣下可知也。
晋书外戚传王恂:「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
吴志潘璋传:「嘉禾三年卒,子平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吴志陈武传:「初表(武子)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

案:复人即复客,武传注引江表传谓孙权於陈武战死後命以武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江表传所云复客二百家,当即表所受赐者,故武传载权诏调「先将军有功於国家,国家以此报之。」则复客二百家应解作赐复客二百家,潘璋传亦应如此解释。

●客以家计,知其人世代为客矣。奴婢有官私之分,客亦有官私之分,君主所赐与臣下者,殆皆官客也。

魏志赵俨传:「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俨复率署等攻之,贼即破灭。」

案:吕并即官客之一人。

●客之地位虽低,然所提供之劳力,究不若奴隶之漫无限制,故在所谓主人眼中,蓄奴远较养客有利,

晋书华表传:「初表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财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愿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

案:华表盖视奴较客有利,故使廙干请袁毅耳。

●惟以客与雇工较,客所提供之劳力复较为无限制矣。

●奴客而外,大多数之平民亦属终岁勤苦,

魏志司马芝传载芝奏有云:「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穫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

●而世主或以不急之务扰民,如魏明帝及吴主孙皓之大修官室,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官,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帝优容之。」注引魏略:「是岁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馀丈,建翔凤於其上。」

魏志明帝纪评:「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

吴志孙皓传宝鼎二年:「六月,起显明宫。」注「太康三年地记曰,吴有太初官,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吴历云,显明在太初之东。江表传曰,皓营新官,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茔,大开园囿,起山楼观,穷极伎巧,工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

●诚所谓加重民困矣。宜魏吴诸臣之多上疏切谏也。

魏志杨阜传:「(明)帝既作许宫,又营洛阳宫殿观阁,阜上疏曰,……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厂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官室,无有已时。……」

吴志华窍传:「宝鼎二年,皓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俱废。窍上疏谏曰,……」

案:魏臣如董寻高柔王肃栈潜高堂隆辛毗毋丘俭诸人均尝上疏切谏明帝,兹举杨阜疏以见其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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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 地


●汉质帝时,中国垦田面积约达七百万顷,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伏无忌所记质帝本初元年垦田面积,「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三国时垦田面积,以户口推之,当远不及汉质帝时之广,故魏文帝时洛阳附近尚树木成林,

魏志王昶传:「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

●晋武帝时,汲郡一郡新开荒地尚达五千馀顷,

晋书良吏王宏传:「武帝下诏称之曰,……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积开荒五千馀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

●而空无人居之地或至数百里,盖受乱事之影响,与人口之减耗同也。

吴志孙韶传:「准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准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

●惟垦田之减少,当以北部为甚,南部次之,此就人口减少之程度可以推知者。

●北部中当以冀州之垦田为最广,此就冀州户口之多可以推知也。

魏志杜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分期言之,北部在大部耕地因乱荒废後,经当政者之努力开辟草莱,顷亩渐增。

案:曹操之努力屯田,实同垦荒耳,王昶传谓昶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经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皆北部顷亩增加之例也。

●而南部如吴,在孙休时垦田反有减少之情形,盖由田租过重使然,亦由吴之商业渐趋发达故耳。

吴志孙休传永安二年:「诏曰,……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

●东汉时,土地之所有权多集於豪富之手,

魏志郑浑传往引张璠汉纪:「(郑)泰……知天下将乱,阴交豪杰,家富於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

魏志董卓传注:「典略载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理乱篇调豪人「膏田满野」,又损益篇谓豪人「田亩连於方国」。

●迨汉末大乱,地主阶级大受打击,死散之馀,土地遂多成公有,

魏志司马朗传:「朗……又以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合承大乱之後,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

●惟此种情形在北部特为显著,而在南部则因乱事较轻,地主所受之打击较小,多数当均仍保有其田业。刘备既定益州,时议欲以民田分赐将士,赵云以为不可,备卒从云之议。

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後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知蜀对地主之土地所有权颇能尊重也。吴立国赖江东诸强豪之助力不小,自不欲对土地之分配情形有所变更,

案:如宋张顾陆全……诸氏,皆当时之豪宗也。

●魏则对既存之地主阶级显加压迫,故仓慈之在敦煌,即割大姓田地以赋与小民,

魏志仓慈传「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士,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项。」

●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魏武帝夙已言之矣。

注:参看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

●往昔地主之田业既多因所有者之死散而荒成公有,政府乃立於大地主之地位。依魏之制,民持官牛耕公田者,年纳收获之十分之六与政府,持私牛耕公田者,年纳收获之半与政府,

晋书慕容皝载记:「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日,……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日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

晋书傅玄传:「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日,……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有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

案:封裕所谓「持官牛田者」,应解作持官牛耕公田,盖大乱之馀,土无常主,田野荒废,土地之所有权多属政府也。又传玄所谓兵,与封裕所谓民,盖同处於政府之佃农之地位。

魏志任峻传注:「魏武故事载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双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

案:计牛输谷,谓依所领官牛头数,按年输谷若干与政府也。枣祗则主张民按年缴纳所分田之收获之若干成与政府,应丰年政府可多得谷,秋年民之负担亦减。枣议卒获实行,当即封裕傅玄所称述之制也。

●盖较佃农之输租於豪强,无以异矣。

●三国时土旷人稀,土地分配问题,实不严重,患在人力不充,而不在土地不广,故杨沛有田二顷,其妻子竟不免饥寒,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後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而民有群迁他郡以就沃壤者,

魏志卢毓传:「文帝践阼,徙黄门待郎,出为济阴相,梁谯二郡太守。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墝瘠,百姓穷困。毓愍,上表徙民於梁国就沃衍,失帝意,虽听毓所表,心犹恨之,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

●皆足证土地之供过於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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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 业


●三国时魏之屯田事业最为发达,建安元年,曹操始兴屯田,募民垦於许下,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注引魏书:「公曰,夫定国之术,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魏志任峻传:「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於枣祗而成於峻。」

●於是推行各地,郡县例置农官,所谓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之属是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

三国职官表:「正元元年、诏所在郡典农慰恤死事,毋丘俭传、臣辄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安慰所部吏民,晋宣帝纪、景初二年敕郡守典农皆往会焉,是各郡皆有典农也。咸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其或置中郎将,或置校尉,则郡国大小之别。」

魏志赵俨传:「文帝即王位,为待中,顷之,拜驸马都尉,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

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谓黄朗「迁襄城典农中郎将。」

魏志管辂传:「辂至列入典农王弘直许。」

晋书博玄传:「转温令,再选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

案:魏臣之为典农而见於纪载者甚众,略举数例以见其概。

●诸典农与郡县守令不相统属,盖隶於大司农。

魏志贾逵传:「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农太守。……其後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注引魏略:「达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

三国职官表:「典农属大司农,见司马芝传。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日,……明帝从之。可以见当时典农之制。又曹爽传注魏略桓范传,桓范为大司农,谓爽弟羲曰,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而大司农印章在我,亦典农属大司农之证。」

●典农所部农民最初多系募集而得定居之後,当遂世为「典农部民」矣。

魏志袁涣传:「拜为沛南部都尉,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魏志仓慈传:「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於淮南,以慈为绥集邓尉.

魏志国渊传:「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士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厦丰实。」

魏志邓艾传注引世语:「邓艾少为襄城典农部民,与石苞皆年十二三。」

●诸典农所领部民之数目,及垦田面积,虽难确知,然就各郡国农部可通贡举一点观之,知典农部民必不甚少,

魏志裴潜传:「文帝践阼,入为散骑常待,出为魏郡颖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

●更就何晏等所私割之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已达数百顷一点观之,知诸典农部之垦田必甚广也。

魏志曹真传:「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

●诸典农所领者,尚不过民恳屯田,魏之军垦屯田亦甚发达,最著者莫如邓艾所建之准上屯田,田兵至五万人,垦田至二三万顷,规模亦可谓钜矣。

魏志邓艾传:「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准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体,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准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晋书食货志:。遂北临准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馀里。(校注)通典二沘作泚。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准颖。大治诸陂於颖南颖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校注)通典二作三万顷(校注本卷二十六页十)

●魏亡前一年罢典农官,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成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宜以均政投,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案:晋武帝於成熙二年受禅,改元泰始,时魏已罢诸典农矣,晋书所记恐即咸熙元年事,兹从魏志。

然不过罢其官弗设而已,诸典农旧所领田,决不至随而荒废也。吴之屯田事业亦颇发达,於诸郡县间置农官,

吴志华窍传:「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

宋书州郡志:「吴省丹阳之江乘县典农都尉,时又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都尉。」

●而新都及吴郡之屯田者各达数万口,

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

●惟较魏自应有逊色也。

●蜀之屯田事业似远不及魏吴,虽有督农之官,当仅设於汉中一郡,

蜀志吕乂传:「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老。」

案:蜀志蒋功传有「督农杨敏」,当亦屯汉中。

●诸葛亮之使军士杂耕渭滨,乃顿兵敌境时之权宜之计,

蜀志诸葛亮传:「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姜维之种麦沓中,欲避内遇故尔,

蜀志姜维传:「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又注引华阳国志:「後主敕(黄)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杳中种麦,以避内逼尔。」

●盖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

●三国时之新兴水利事业亦以魏最为发达,其陂渠之著者,有太寿陂

魏志夏侯惇传:「复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

魏志刘馥传:「後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给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前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於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水经肥水注:「肥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与吴将张休战於芍陂,即此处也。」

太平寰字记卷百二十七:「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又卷百二十六:「七们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又卷百二十五:「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陂祠,刘馥开吴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滆山庙在陂侧,因指名以祀焉。」

三国志旁证卷十三,「刘敞七门庙记云,嘉佑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考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日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

●郑陂,

魏志郑浑传:「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属水涝,百姓饥乏。浑於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

魏志贾逵传:「大军出征,……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

●戾陵堨车箱渠,

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有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

●淮阳渠百尺渠及预水南北诸陂,

晋书宣帝纪正始四年:「帝以灭贼之要在於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於颖之南北。」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成国渠临晋陂等。

晋书宣帝纪:「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又食货志:「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馀顷,国以充实焉。」

●诸陂渠皆官所兴修,灌溉控制权握於政府之手,故邓艾省西方所需之水引溉东方,有若挹注焉。

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吴蜀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足称,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

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不过守李冰之成业而已。

水经注:「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水旱从人,世号陆海。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晋书食货志载社预疏有云:「自顷户口日增,而坡堨岁决,(校注)通典二引堨作堰,下文同。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业,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疗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岱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

案:杜预此疏上於晋武帝咸宁三年顷,疏上,朝廷从之。杜疏极言陂堨之害,系对兖豫诸陂而发,据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谓「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是晋惠帝时戾陵堨亦发生水患矣。又碑文谓景元三年,诏以民食转广,陆费不瞻,遗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盖以戾陵揭灌田仅二千顷,而所封地达百馀万亩,殊嫌太不经济故尔。(参看前引)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动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陂堨之岁劳民如此。

●然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至宋时濯溉之利尚溥,则魏之诸陂固亦有利及数百千年之後者矣。

注:参看前引太平寰宇记及三国志旁证。

●三国时之耕种方法,较前似无若何之进步,而北部承丧乱之後,开辟草莱,喜火耕而水耨,是反较前退步矣。

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惟用耧犁下种之法,实较前更为普遍也。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敦煌)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案:用稷犁下种之法,始於赵过。齐民要术引崔寔政论曰:「武帝以销过为搜粟尉尉,数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注曰:「按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两脚耧种陇穊,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崔寔所述赵过之法,乃种法,与汉书食货志赵过之耕法不同,故云日种一顷。下种须略深,庶免种子为雀鸟所啄食,故田虽已耕,下种时仍须起土。赵过用特制之犁(质当较耕犁为轻,故一牛曳之已足。)与耧合成一体,兼有起土下种之用,故但须一人将之。崔寔时辽东之人尚不知此种种法,下种时用耕犁起土,耕犁较重,须用二牛曳之,并须用二人牵牛以增牛力,(汉书食货志述赵过耕法,「用耦犁,二牛三人。」三人之任务,当即二人牵牛,一人将耕。)而耧与革又不合为一体,故另须二人挽耧,一人下种,共用二牛六人。二牛六人尚仅日种二十五亩者。过所制耧犁合为一体之下种器,应略如後世之耧车,农政全书卷二十一述耧钟车之制曰:「其制……两足中虚,关合一拢,横桃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种随犁下,故其速度绝非辽东之拙法所能比拟,不仅所用人牛有多少之异,况辽东之耕犁转长四尺,回转相妨,自更废时矣。汉书食货志谓赵过之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足与政论参证。政论三犁共一牛,当系二犁共一牛,齐民要术误引作三耳。汉书食货志调过用耦犁,过所作下种器,其起土部分当仿耕犁为之,不至有三足也。齐民要术注谓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正足证要术引政论三犁为二犁之误。惟要术注三脚耧应为二脚耧之误,二脚耧却要术注之两脚耧也。皇甫隆时敦煌人尚不知用耧犁下种耳,非不知犁耕也。魏略所谓耧犁,即赵过所发明之下种器也。

●三国时衍溉之法亦较前更为普遍,

注:参看前引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魏略谓敦煌民常灌溉滀水,使田极濡洽,然後乃耕,当犹令人滀冬水田,其用水之量较多,自不甚经济也。

●又翻车戽水之法,当亦於此时应用於农事,惟恐尚不甚通行耳。

後汉书宦者传谓灵帝令毕岚「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案:渴乌当即今所谓虹吸。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异也。:.…」

案:翻车自非马钧所创,惟毕岚但作之以洒道路,钧则应用之以灌园囿,较毕岚更进一步矣。度必更有人应用之以溉田者,惟恐尚不甚通行可。

●三国时稻田每亩之收获量,亦颇足言。南部之田,有亩收粟约五六斛者,

吴志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临熟,县民有认识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民战惧,率妻子耆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案:以六十斛米推计,共约收一百二十斛粟,平均每亩约收粟五六斛。

●有亩收十五斛或三十斛者,

华阳国志卷三:「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

●其在北部,亩收十斛者即为良田,

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

●而通肥硗之率,亩约收三斛,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人,令亩收三斗,斛取一斛,未为甚多。」(饶当为硗之譌。)

●有亩收十馀斛或数十斛者,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

●区种之地,亩可收至百馀斛,则每亩收获量之最丰者也,惟区种并非常法耳。

嵇康养生论:「:….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

●三国初期,北部受乱事影响,田多荒废,兴垦者多仅上田,放收获量较丰,厥後务广顷亩,田遂有所收不足偿种者矣。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注:「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

●自犁耕发明,牛遂成为农业之原动力。三国时北部殊感耕牛不足之恐慌,盖初期饥荒之际,人且相食,牛自不能幸免,又战争频繁,需牛转运,牛之任重致远者多,曳犁事田者自少也。故卫觊建议官市犁牛以给民之归关中者,

魏志卫觊传:「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

●杜畿之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牸牛车马,

魏志杜畿传:「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走,少减耗,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由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丰实。」(郭璞尔雅注牝马为草马。)

●颜斐之为京兆太守,课民畜猪狗以买牛,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复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後,民人多不专於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

●至晋初,充豫之业水田者,尚多无牛犊,而其时种牛每头之价,竟约值谷二百斛焉。

晋书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疏有云:「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兖豫)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宝,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父数年後之益也。」

案:校注谓「头责三百斛当作二百斛」,是也。

●以余揣之,北部因耕牛不足,对旧传之犁耕方式,应有变更。据汉书食贷志,赵过之耕法系用耦犁,二牛曳之,在牛少之时,农人得一牛已不易,安能必具二牛,当遂废耦犁不用,但以一牛曳一犁,而在南部则似仍用耦犁二牛之法,故孙权报陆逊之语,谓以八牛为四耦焉。

吴志孙权传:「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

●三国时南部之果园业,似较前发达,甘橘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利亦可谓厚矣。

吴志孙休传入安元年注引襄阳记谓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馀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存。」

案:太史公但云江陵千树橘,今则种橘之利及於武陵之龙阳矣。

●三国时魏之刺史郡守多有具振兴农业之功绩者,

魏志卷十五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传评曰:「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於外,非若故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

魏志卷十六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传评白:「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廪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

案:前举十一人,除司马朗张既温恢仓慈外,其馀诸人振兴农业之功绩,皆见其本传。任峻虽未为太守,其典农中郎将之职实略同太守也。

●刘馥诸人事迹多已略见於前,兹更学徐邈之事以示良吏与农业之关系云尔。

魏志徐邈传:「明帝……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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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货币与物价


●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後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

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後钱货不行。」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兹摹於後以资参考。又袁宏後汉纪曰:「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廓,不可把持,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愚谓更铸五铢下应脱「为小」二字;钱下应脱「无」字。

●及曹操为相,乃罢小钱还用五铢,惟少所增铸,仍不足以济当时之用。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後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蜀值百钱十二。面文为值百五铢四字者七,内背无文者二,背好上有二字者一,背好下有二字者一,背好上有 字音一,背好右有 者一,背好左有 字者一。面文为直百二字者五,内背无文者三,(有一枚面文直字在左百字在右。)背好上有 左有 者一,背文为五铢二字者一。兹择摹数图於前。蜀诸值百钱大小文字既不一致,自非一时铸成,亦不必尽为官铸。刘备最初所铸者当系直百五铢,值百五铢意犹谓直五铢钱一百,非谓直百钱而重五铢。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余意初铸当百践,其钱自应较五铢为重,不得反轻於五铢,正犹当十铜元虽不抵制钱十枚之重,至少应略重於制钱一枚也。行之既久,续铸者乃更小更轻耳,正犹民国来四川初所行当百铜元,大若银元,质甚重,後所行新一百,大小轻重,仅略等於当十铜元也。通典及洪志均以刘备建安十九年所铸直百钱为文曰直百、径七分、重四铢者,是不必然。径七分重四铢之值百钱,盖後铸者耳。备最初所铸者,应为经约一寸一分、重约八铢、文曰直百五铢(不当读为五铢直百)者也。

●曹操既复五铢,疑後更废之,故曹丕又复五铢,

魏志文帝纪:「春三月,……初复五铢钱。」

●丕旋以谷贵复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春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叡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间有所改创云。

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增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吴之恶货币殊足惊人。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

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

李宝全三国志平议曰:「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

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案:古泉汇有吴当五百大钱图,兹摩於後以供参考。

●赤乌元年复铸当千大钱,较蜀之当百钱尤为名不副实,

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吴当千大钱四,面文均为大泉当千,背均无文,大小不等。兹摹其最大者及最小者於後以供参考,最小者或系私铸也。泉布统志卷三图有吴当千大钱二,大小不等,孟麟谓小者疑孙皓铸,非是。

●至赤乌九年,孙权以民多不以大钱为便,乃下诏罢之云。

吴志孙1权传赤乌九年江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吴铸大钱至晋元帝时尚多被通用,惟其值远低於面文矣。

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案:大者当指当千钱,中者当指当五百线。通典食货典「孙氏」下多「赤乌」二字,当系杜佑臆加。晋元帝时所用孙氏旧钱,应不仅赤乌所铸,即嘉禾所铸当五百钱,当亦通用也。

●蜀自刘备於建安十九年始铸直百钱,续铸之直百钱甚多,其面文为直百五铢、背好右有为字者,当系犍为郡所铸,知蜀之铸钱不限在一地也。

注:参看前引蜀志刘巴传注後案语。

●蜀又铸有传形五铢钱,则与直百钱并行者也。

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

古泉汇利集卷五:「传形五铢,顾烜董遹两钱谱俱言蜀汉铸。」

案: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於次以供参考。

●三国时金属货币似不甚通行,而非金属货币则反甚通用。非金属货币如丝织物、谷物、食盐之类,皆其甚著者也。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案:贷绢百匹,非欲悉以制衣,盖欲以绢市易他物耳。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案:汝南人以绢数千匹遗田豫,与馈以金钱固无殊也。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案:千匹五百匹,谓绢也。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案:绢安足为道路粮,质锡威组一匹,盖备其割截以易日食耳。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案:侯爵及杂缯千匹,正犹所谓金千金邑万户矣。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丝织物中之绢,盖几取钱之地位而代之。故如人口价之变动,橘树之收益,均以绢匹计,

注:参看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别传记人口价由十六匹涨至六十匹。又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记谓李衡估计橘树之利,每株岁可收绢一匹。

●又如石崇奴券乃模拟王褒僮约之作,而其记奴价则与僮约有钱绢之异,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买万五千。」

全晋文卷三十三石崇奴券:「余元康之际出在荣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嘵嘵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组百匹。」

●是至晋惠帝时,钱虽有神之称,绢尚不失为重要之货币也。

案:据魏志文帝纪明帝纪及晋书食货志,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魏明帝太和元年更立五铢钱。实则在黄初二年前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已取得货币之资格,在太和元年後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并未失去其货币资格。魏志晋书所记不过官样文章耳。又解帛等之具货币功用,不仅限於魏之领域。

●三国时金属货币之不甚通行,盖有二因:一由初期大乱中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大失其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属亦遂取得货币资格,

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彼天下兵乱,加以饥殣,百姓皆宝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日,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一则由恶钱之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故也。三国时之物价,殊鲜见於纪载,兹略举於次以见一班云尔。

魏志董卓传:「更铸为小钱,……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袁宏後汉纪卷二十六谓谷一斛至数百万,误。)

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毅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耜,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瓒)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後汉书刘虞传谓幽部民悦年丰,谷石一千,当系溢美之辞。)

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被买卖之人口与物无殊)

水经颖水注:「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馀万。」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日:「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魏时麻价当与此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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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与都市


●交通之要件有三:一曰交通通路,二曰交通工具,三曰交通动力。

●三国时交通通路之新辟,有足述者,即运渠之兴治是也。三国时所兴治之运渠,有睢阳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七年:「遂至浚仪,治睢阳渠。」

●淇水新道,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水经淇水注:「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运。」

●平虏渠及泉州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魏志董昭传:「後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稿本曰:「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饶阳县有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水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一清案:建安十一年,太祖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则不始於懿,特更修治之耳。」

案:徐绍桢三国志质疑卷二谓泒水应为汾水之譌,实未必然。曹操凿平虏渠盖备征讨乌桓蹋顿之用,蹋顿在辽西塞外,操引滹沱入汾水何为?裴注明谓泒音孤,足证泒字未误。徐氏谓裴氏误读汾为泒,说亦难通。

●利漕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潭水入白沟以通河。」

三国志质疑卷二:「水经浊漳水篇,浊潭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郦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潭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日利漕渠。漳津故渎水旧断溪东北出,涓流濗注而已。此利漕渠即引潭水入白沟之渠,其曰清洹而不曰白沟者,淇水篇云,淇水又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郦注,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成得通称是也.」

●讨虏渠,

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春……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

●贾侯渠,

魏志贾逵传谓逵为豫州刺史时「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胡质所建诸渠,

魏志胡质传谓质为青徐都督时「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

●邓艾所建漕渠,

魏志邓艾传:「正始二年,乃广开槽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采,泛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破岗渎等。

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建康实录卷二赤乌八年:「八月,大赦,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

●此等运渠虽大半供军事运输之用,固亦具有经济上之价值也。

●三国时之交通工具,除舟车外,有新发明之木牛流马,

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於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蜀志後主传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

蜀志诸葛亮传注:「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通典:「亮集督运廖立杜叡胡忠等,从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白马山推己意作木牛流马。」

元和郡县志:「木马山在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之出祁山也,作木牛流马以供运,於此造作,因以名焉。」

全三国文卷六十二载蒲元与丞相诸葛亮牒:「元等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轘,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

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後山丛谭,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高承事物纪原,诸葛亮始造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民间调之江州车子。稗编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饟,盖巴蜀道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後汉书郡国志巴蜀有江州县,疑亮始作之於江州县,故後人以为名也。澍按:此说袭高承,其实非也。武侯作木牛流马在景谷县,景谷今之广元县地,非江州也。江州水路,运粮不必车,且蜀志引亮作木牛流马法綦详,与独轮车制绝不相类,是高陈唐三说皆误。」

●惟木牛流马仅为蜀所利用,且诸葛亮死即无继作者,则亦不过历史上之奇器而已。

●舟之舱容五百斛者即为大舟,

吴志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谓郑泉「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

全三国文卷七载魏文帝与孙权书:「知已选择见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石,从沔水送付樊口。」

●其曹丕龙舟王濬楼船之属,乃特制以应行军之需者,非日常转输之具也。车中有所谓鹿车,以人推行,殆若今之小车,惟不必为独轮耳。

魏志司马芝传:「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

●三国时之交通动力,仍不外人力、畜力、风力、水力,无足述者。

●三国时海上交通颇为发达,就孙氏与公孙氏及高句丽之关系,可见长江下游与东北海上交通之盛况,

魏志公孙度传注:「魏略载渊表……又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

魏志公孙度传注:「吴书载渊表权曰,….每念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

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国家(指魏)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逆贼孙权……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

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於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於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三月,遗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宴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遗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注引吴书:「初张弥许晏等俱到襄平,官属从者四百许人,渊欲图弥晏,先分其人众置辽东诸县,以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疆等议日,吾人远辱国命,自弃於此,与死亡何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後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疆等然之。於是阴相约结,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部中张松所告,赞便会士众闭城门,旦群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时群病疽创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独留守,群捕菜果食之。旦疆别数日,得达句骊王宫,因宣诏於句骊王宫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德。其年,宫遗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举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旦等见权,悲喜不能自胜。权义之,皆拜校尉。间一年,遗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服珍宝。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陈奉前见宫,而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以吴使自效。奉闻之,到还。宫遗主簿笞咨带固等出安平与宏相见。宏即缚得三十馀人质之。宫於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安乃遗咨固奉诏书赐物归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

魏志明帝纪青龙四年:「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青龙四年即吴嘉禾五年。)

案:吴与高句丽之关系,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及缪凤林评东北史纲卷首均未提及,傅固疏陋,缪亦失察矣。

●而大秦贾人秦论之远来,足证吴与罗马之海上交通,亦甚盛也。

梁书卷五十四:「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乃径还本国也。」
案: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在嘉禾三年至六年间(二三四-二三七),梁书所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

●孙权尝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兵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虽未获至亶洲,卒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志陆逊传载逊疏有云:「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

●机又尝遗聂友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吴志孙权传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吴志陆凯传:「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而扶南林邑堂明诸王皆入贡於吴,

吴志吕岱传:「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遗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吴志孙权传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遗使献乐人及方物。」

●吴之海上发展,盖迈轶东汉矣。

●魏与倭人之关系,亦远较汉与倭人之关系为密,综计景初二年至正始八年十年中,倭使四至魏魏使再至倭焉。

魏志东夷传倭人:「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又:「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赉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又:「其四年(正始四年),倭王复遗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 、短弓矢。」又:「其六年(正始六年),诏赐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正始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赉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四。」(「郡」指带方郡)

●三国时中国与西域之陆路交通,亦颇发达。焉耆于阗大月氏诸王,均尝通使於魏,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春三月:「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时曹丕虽尚未受禅,而濊貊扶馀焉耆于阗实系遣使至魏王国奉献。)

魏志明帝纪太和三年冬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魏略西戎传记辽西诸国甚详,

注:参看魏志卷三十评後注,或张鹏一辑魏略卷二十二。

●而西域杂胡籍名贡献至中国贸易者甚众,

魏志仓慈传:「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仓慈时为敦煌太守。)

●皆足证中西交通之盛也。

●三国时大都市如洛阳长安,因初期大乱之影响,均失旧观,

吴志孙坚传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

魏志董卓传:「天子入洛阳,官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魏志锺繇传:「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

魏志傅嘏传:「曹爽诛,为河南尹。」注:「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贸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魏略辑本卷五:「从兴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其间四岁中,国家东迁,三辅大乱,张鹏一曰,以上八字书抄有。咸阳萧条。後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藜藿以给食,发冢取衣盖形。御览三十五典略」

魏志张既传:「(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

案:洛阳长安虽渐恢复繁荣,然实非旧观矣。

而成都则似殷富无减於昔,

华阳国志卷六:「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锡将士,还其谷帛。」(蜀城中谓成都城中。)

案:刘备不过取民金银以赐将士而已,并未有焚杀之举也。据蜀志张飞传,诸葛亮法正关羽及飞各获赐金五百斤、银千斤,其他诸人获赐有差,则成都藏金银之当可知矣。

文选左思蜀都赋:「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於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闥,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外则轨躅八达,里?#092;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擅宇显敞,高门纳驷,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姜匪葛畴能是恤。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 服靓妆,贾贸带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於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於大夏之邑, 酱流味於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孤摫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

新兴之大都市有邺及秣陵。袁绍以冀州收治邺而据四州之地,邺乃为冀并幽青之中心都市,

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粟成。贼十馀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部众踰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捍卫,送到斥丘乃还。」

蜀志先主传:「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逢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
案:续汉书郡国志常山国:「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是东汉末年邺乃为冀州治也。

●曹操破袁氏,继领冀州牧,自许徙居邺,邺更成事实上之首都,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邺定,……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又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冬十月,公还邺。」又建安十一年:「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遗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又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

案:自曹操居邺,许不过为名义上之首都而已。

●及操为魏公魏王,均以邺为魏国国都,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郄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又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又建安二十三年注引山阳公载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

●曹丕受汉禅,都洛阳,邺仍列为五都之一云。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魏略:「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

水经浊漳水注:「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

十七史商榷:「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洛邺三处耳。」

案:许都之地位,实远不及邺都。

●曹操之於邺经营备至,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又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

文选左思魏都赋:「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爱初自臻,言占其良,谋龟谋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缮其城隍,经始之制,牢笼百王。…… 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迩悦豫而子来,工徒拟议而骋功,阐钩绳之筌绪,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回市,比冈隒而无陂,造文昌之广殿,极楝宇之弘规。……驰道周屈於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於是崇墉濬洫,婴堞带埃,四门 ,隆厦重起,凭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资始。….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

邺中记:「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铜爵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至後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於魏初。」(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又多徙他地人居邺县,

魏志梁习传:「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馀,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东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邺凡数万口。」

魏志杜袭传:「後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馀口。」

而操部下多举家居邺,有同质任,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谓杨沛从徒中起为邺令,「未到邺,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各遣家驰骑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魏志臧霸传:「太祖破袁谭於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遗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遗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

●李典至徙宗族部曲万数千口居邺县,

魏志李典传:「典宗族部曲三千馀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幕耿纯邪?典谢曰,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馀口居邺。」

●吾人就邺县户口之多可知邺蔷尤酥谝病?

全三国文卷二载魏武帝令日:「今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魏志贾逵传:「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

●魏制,凡边剧郡守须进任子,任子多居邺为质,

魏志王观传:「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於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於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复送任子诣邺。」

案:观时为涿郡太守,涿郡不隶冀州,而观送任子诣邺,知邺为诸边剧郡任子聚居之地也。

●司马师为政,复聚魏诸王公居邺防其生变,师弟昭因仍师策,无所改易,

魏志毋丘俭传注载俭及文钦等所上表数师罪有云:「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

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後。」

晋书曹志传:「武帝为抚军将军,迎陈留王於邺,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甚奇之。」

晋书文帝纪:「咸熙元年春正月,槛车徵艾。乙丑,帝奉夭子西征,次於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於邺。」

●皆足保持邺之繁荣也。左思述邺都之盛,虽多溢美,然固可由见邺之经济地位,

文选左思魏都赋:「内则街冲幅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出控漳渠,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比沧浪而可濯,方步櫩而有踰,习习冠盖,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让衢。……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闤闠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嶤嶭,侈所兆之博大,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筭,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无隄,同赈大内,控引世资,賨幏积墆,琛币充牣,关石之所和钧,财富之所底慎。」

●厥後後赵前燕东魏北齐之建都於邺,非无故矣。

●秣陵初不过一小县,

吴志张紘传注引江表传:「紘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汉书地理志丹扬郡:「县十七,宛陵、於 、江乘、春谷、秣陵、…:.」

续汉书郡国志扬州丹阳郡:「秣陵南有牛渚。」

●孙权从张紘计,徒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秣陵乃为江东六郡之首邑,

吴志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吴志张紘传:「紘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

●及权讨禽关羽,自公安下都鄂,秣陵仍为重镇,

吴志孙权传资初二年:「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吴志吕范传:「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戕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

●黄龙元年,权既即帝位,自武昌还都建业,秣陵遂为吴之首都,迄吴之亡,中间不过孙皓曾一度迁都武昌耳。

吴志孙权传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有黄龙凤皇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
吴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又宝鼎元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

案:孙皓之都武昌,历时仅约十五月耳。(二六五—二六七)

左思叙秣陵商务发达之情况甚悉,可知秣陵虽由政治之原因成为大都市,而人口集中之後,亦遂在经济上占重要之地位矣。

文选左思吴都赋:「开市朝而并纳,横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紵衣絺服,杂咨 萃,轻舆案辔以经隧,楼船举而过肆。果市辐凑而当然,致远流离与珂珬, 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罗纨, 言 ,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修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强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三国时新兴之次等都市有鄂,

案:自孙权於黄初二年都鄂,改鄂为武昌,鄂为吴之首都者八年馀(二二一--二二九),黄龙元年,权还都建业,鄂遂为吴之陪都云。

●江州,兹不备述。

蜀志後主传建兴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宫还住江州,筑大城。」注:「今巴郡故城是。」

华阳国志卷一:「刘先主初以江夏费瓘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後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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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商业

●三国时工业之足称者,有机织业、造船业、制盐业、冶铸业。机织业包括丝织业、及麻葛织业而言。丝织业以蜀郡为最盛,而蜀锦尤为名产,

後汉书方术左慈传:「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

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历:「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

蜀志先主传注引典略:「备遣军谋掾韩冉赉书吊,并贡锦布。」

全三国文卷六十六载张温表:「刘禅送臣温熟锦五端。」

案:左思蜀郡赋有云:「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足见成都丝织业之盛。

●蜀汉之亡,府库所藏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亦殊足惊人矣。

注:参看蜀志後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北部自曹操创征緜绢为户调,丝织业之发达,自在意中,惟织络之事,多不能与蚕桑分离,实农业之附业,未能若成都之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也。又北部丝织品之著名者,不过缣、总、绡、繐、罗、纨、绮、縠之属,

全三国文卷六载魏文帝诏有云:「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丸、绮、縠,衣叠鲜文。」

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何晏九州论有云:「清河缣总,房子好絺。」

●虽间亦织诸色锦,恐究不及蜀锦之精美也。

全三国文老六载魏文帝诏曰:「前後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

案:曹丕深诋蜀锦之劣,盖由不得据有蜀土,购致蜀锦维艰,故漫语以解嘲耳。
魏志东夷传倭人:「诏书报倭女王曰,……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

案:棉地交龙锦、绀地句文锦之属,当皆魏人所织。

●吴之丝织业最不发达,故曹丕嗤江东之衣布服葛,

全三国文卷六载魏文帝诏有云:「夫珍玩必中国,……未闻衣布服葛也。」

●而华窍疏请奖民织绩,

吴志华窍传载窍疏有云:「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

●以视今日江浙之为全国丝织业中心,盖不可同日语矣。

●麻织业以江东为最发达,葛织业亦以江东为最盛,此就吴人日常之被服可以证明也。

案:全三国文卷六载魏文帝诏,既嗤江东之衣布服葛,复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可知麻布葛布盛产於江东也。後汉书独行传陆续:「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又後汉书后妃明德马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注白越,越布。…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是越布久为名产矣。

●北部之上党平阳,麻织业亦颇足称,故曹植欲市上党布,而晋许上党及平阳民输麻代绢焉。

全三国文卷十五载曹植表日:「欲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谒者不许。」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曰:「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大斤,当绢一匹」

●造船业以吴为最发达,吴亡时,官有舟船达五千馀艘,

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濬收其图籍,……舟船五千馀艘,……」

●则民有舟船之众可知矣。建安郡盖有一大船厂,故罪人辄谪至建安造船焉。

吴志孙皓传凤皇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

吴志张紘传:「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书。玄子尚,孙皓时为侍郎,……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诛,。」

●魏之作龙舟海船,晋王濬之造楼船,皆不过供一时之用,其造船业殊难与吴比也。

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准,幸寿春。」

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伐公孙渊用。)

晋书王濬传:「调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

●三国时之盐,仍不外海盐池盐井盐三种,井盐为蜀之特产,

文选左思蜀都赋:「家有盐泉之并」

蜀志张嶷传:「定笮台登卑水三县,去郡(越巂郡)三百馀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置长吏焉。」

●池盐为魏之特产,海盐则吴魏沿海之产物也。

全三国文卷三十五载卢毓冀州论有云「:「河东大盐」(即解池之盐。)

魏志徐邈传:「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

●盐或系民制,或系官制,不必由官专制,盐之产量,因人口耗减,需要较微,当远逊於汉代矣。

案:魏蜀吴虽皆置盐官,但专卖盐耳,不必专制盐也。

●魏蜀并置司金之官以典冶铸,

魏志王修传注引魏略:「修为司金中即将,陈黄白异议,因奏记曰,……太祖甚然之。乃与修书曰,……乐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馀无可者。……」

●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略:「河北始开冶,遂以王修为司金中郎将。」

魏志韩暨传:「徒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

蜀志张裔传:「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吴则未设此官,而山越往往自铸甲兵,

吴志诸葛恪传:「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山谷万里,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恶,成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

●盖与蜀越巂夷之擅盐铁之利同也。

注:参看前引蜀志张嶷传。

●三国时铁颇不敷用,

文献通卷刑考三:「魏武帝既建魏国,乃定甲子科,犯 (原注)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

●当由产量减少而兵器之需要增加故也。

●三国时工业技术之进步,颇足称述,兹择录诸书所记以见其略云尔。

魏志杜夔传注引傅子谓马钧「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严可均曰:「意林作 ,下皆仿此」。)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

魏志韩暨传:「旧时冶作马排(注)蒲排反,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於前。」

水经谷水注:「白超垒在缺门东一十五里,垒侧旧有坞,故治官所在,魏晋之日,引谷水为水冶以经国用。」

案:後汉书杜诗传:「迁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

注:「排音蒲拜反,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当作囊,古字通用也。」是水排非韩暨所创,惟三国时水排之利实较溥也。

魏志张既传:「其後与曹洪破吴兰於下辩,又与夏侯渊宋建别攻临洮狄道平之。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夭水南安民相恐,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

钱大昭三国志解疑日:「水碓不见前史,当是张既所创。」

案:全後汉文卷十五载桓谭新论:「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後世加巧,因延力惜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广韵引服虔通俗文:「水碓曰轓车。」是水碓非张既所创,惟三国时水碓实较前通用,达官贵人渐有作水碓为人舂谷以要利入者,太平御览七百六十二引魏略谓「司农王思宏作水碓,免归田里。」可证也。魏末晋初,王公大人多以水碓致富,水碓舂谷,遂成为重要工业之一,非复农家之附业矣。晋书王戎传谓戎「性好与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偏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世说新语俭啬篇谓:「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晋书魏舒传:「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晋书刘颂传:「郡界公主水碓,遏寒流水,辄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校注:「主一作王」御览七百六十二王隐晋书日:「有公王水碓三十馀区,所在遇塞,辄为浸害。」足证也。

●三国时商业不甚发达,其原因盖有数端,一由生产量减少,人民无多物以供交换,一由金属货币不甚流通,一则由割据分崩,货财难以行远故也。魏蜀对立之时,益州与中原几无贸易可言,吴魏吴晋对峙之时,荆扬诸州之与中原,不过官为互市而已。

吴志孙权传黄初二年注引江表传:「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呜鸡,系臣奏曰,……宜勿与。权曰,……被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皆具以与之。」

吴志孙权传嘉禾四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权日,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建康实录卷二嘉未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马二百匹求易珠玑翡翠。」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世语:「经字彦伟,初为江夏太守,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於吴,经不发书,弃官归。」

晋书周浚传:「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

●吴蜀恒交赠方物,其性质亦有同互市也。

吴志孙权传黄武二年注引吴历:「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答其厚意焉。」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环氏吴记:「蜀遣使吴赉重锦千端。」

吴志薛综传注引汉晋春秋:「孙休时,珝(综子)为五官中即将,遣至蜀求马。」

●域外贸易,魏以陆路较盛,

注:参看前引魏志仓慈传,传谓慈优待西域杂胡之来贡献者,而随来胡意与之交市。

●吴则海上较盛,

注:参看前引梁书卷五十四所记大秦贾人秦论至吴事。

●蜀之域外贸易似不足数也。

●魏蜀吴似皆专卖盐,

魏志卫觊传:「觊书与荀彧曰,……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或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

蜀志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蜀志吕父传:「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後校尉王连请父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

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

●魏又专卖胡粉,

全三国文卷三十二载刘放奏:「令官贩粉卖胡纷,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吴又专卖珠,皆不过增府库之收入而已。

晋书陶璜传:「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贸去来,以珠质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音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三国时有所谓军市,盖军旅所止、临时设立以应需要者也。

吴志潘璋传:「璋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夫,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侮侵县民,斐(颜斐)以自宣王,宜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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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民生活与国家财政


●三国时之人民生活,可分饮食、被服、居处、婚嫁、丧葬五项述之。主要之食料为米、麦、大豆之属,

晋书文帝纪:「因命合围,分遗羸疾就谷淮北,廪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

案:米麦之为主要食料无待详说,观晋书文帝纪所记,知大豆乃次於米麦之日常食品也。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曰:「奴但当饭豆饮水。」後汉书卷五十三序日:「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然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是大豆久为卑贱者及清贫者之食粮矣。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待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足证大豆与米麦同为主要食粮。

●而荒乱之际,枣实、桑椹、蒲嬴之属,下及野菜、蓬实之类,均为人所仰给,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注引魏书:「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五引英雄记:「孔文举为东莱贼所放,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枣赋与战士」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浙课民益畜乾椹,收 豆,阅其有馀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馀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馀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乾椹,太祖甚喜。」

晋书食货志谓汉献帝:「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
魏略辑本卷五:「复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黎藿以为食。」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谓鲍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探蓬实,合得数升。」

案:晋书食货志「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是袁绍之众并取给枣实,不仅仰食桑椹也。枣为河北之常食,故後杜恕疏尚调冀州有桑枣之饶(魏志杜畿传)食枣实不若食桑椹之属为可异。

●甚至人相食啖,则三国初期北部之惨象也。

注:食人之记载,略见前户口意。

●赤贫者或饭糠,

太平御览八百二十八引王隐晋书谓刘寔「少贫苦糠饭。」

●官吏之清俭者,间以酱酻为食,皆非常见之例也。

太平御览二百六十二引桓阶别传:「阶在郡(赵郡)时,俸尽,食酱酻。」

●主要之饮料为酒浆汤之属,浆乃冷饮,而汤则为热饮,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故於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

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

●浆汤皆不过系饮水之别称,不若酒之珍贵也。

全晋文卷五十五载袁准袁子正书:「语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已,嫁妻卖子。」

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

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即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又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劖刺之,验其醉醒,是酷於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当盛暑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於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湖有避暑之欲。」

●曹操尝制酒禁,不免为孔融所嘲,

魏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太祖制酒禁而融(孔融)书啁之。」

●而嗜酒者之私饮自若也。

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引魏略「太祖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浊酒)为贤者,清酒为圣人。」

魏志徐邈传:「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於沈醉,校事赵达间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孙权孙皓均好酣饮,

吴志张昭传:「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吴志虞翻传「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

吴志韦曜传:「眼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吴志王蕃传:「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重臣,蕃沈醉顿伏,貉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斩之。」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蜀饮酒之风,似不及魏吴,当由饮茶之风特盛於蜀,茶足以代酒故也。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字,

注:参看陆羽茶经下。

●王褒僮约中有烹茶买茶之语,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脍鱼炰鳖,烹茶 古文苑作荼 尽具。又曰,「武都买荼。」古文苑作武阳买茶。

案:荼为茶之本字。

●是西汉时益土人已知饮茶,则三国时更不待言矣。陈志中虽无蜀人饮茶之纪载,然以他书证之,可知蜀人饮茶风气之盛也。

茶经曰「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三国时江东之人亦已知饮茶,

吴志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而北部之人以茶为食品,

茶经曰:「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全晋文卷五十二载傅咸司隶校尉教:「问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

案:此蜀妪盖因北人不饮茶,故作某粥卖之以供北人啖食耳。南市,谓洛阳之南市也。」

●盖由北不产茶,饮茶风气之养成较南方为迟故也。

●三国时之被服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吴志蒋钦传:「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却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以及绵裘之困。裘之劣者,反不若绵之珍贵,故魏略记吉茂之清介,调其冬则被裘焉。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谓吉茂「好书,不耻恶衣恶食,……冬则被裘,夏则短褐,行则步涉,食则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悬磐。」

●三国初期北部公私房舍之毁於兵火者必甚多,而董卓之肆焚殊足骛人,

魏志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大骂即西,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

●厥後魏明帝之大兴土木,盖亦欲复乱前之旧观耳。魏略记杨沛历宦退休,竟不得舍,自起瓜牛庐居止其中,虽由沛居官清俭、家无馀积使然,亦足见北部居处之成问题矣。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谓杨沛「代张既领京兆尹,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责人,故身退之後,家无馀积。治疾於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

魏志管宁传注:「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瓜牛庐。」

●三国时婚嫁丧葬均趋於俭朴,远不若往昔之浮侈,固由在上者之力倡节约,亦以富力减退,而大乱中掘坟之惨祸又足令人惊怵故也。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傅子:「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皁帐,从婢不过十人。」

宋书礼志载程咸议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璧,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

宋书礼志「汉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谓太祖「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放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篋而已。」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王崩於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八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卿大夫居後,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乡大臣列将有加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放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欢使易代之後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相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同已)表其处矣。……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魏志文帝纪黄初七年:「帝崩於嘉福殿,……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魏志后妃传文德郭皇后:「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营陵於首阳陵涧西,如终制。」

魏志徐宣传:「青龙四年薨,遗令布衣、疏巾、敛以时服。」

魏志裴潜传:「遗令俭葬,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数枚,其馀一无所设。」

魏志明帝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谓郝昭「遗令戒其子邓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伐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於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

魏志王观传:「薨於家,遗令藏足容相,不设明器,不封不树。」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谓沐并「年六十馀,自虑身无常,预作终制,诫其子以俭葬,……嘉平中,病甚,临困,又敕豫掘埳,戒气绝令二子举尸即埳。……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

蜀志诸葛亮传:「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吴志张昭传:「嘉禾五年中,边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

吴志吕蒙传:「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

●三国时南部之人民生活似较北部为奢,此盖因南部受乱事之损害较轻故耳,非必由民性之好华饰也。

吴志华窍传窍疏有云:「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动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

蜀志董和传:「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

●魏蜀吴之国家财政,可分收入、支出、库藏三项述之。魏之收入有田租,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魏书载公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夏四月丁已,饶安县言白雉见。」注引魏书:「赐饶安田租,渤海郡百户牛酒。」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复颖川郡一年田租。」

案:曹操当早已制定每亩四升之租额,及破袁氏乃推行於河北耳。後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篇有云:「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是操所定租额,不过百分取一,此额在曹丕受禅後当仍无所变更。

●户调,

魏志赵俨传:「时袁绍举兵南侵,遗使招诱豫州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緜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又「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当送緜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魏书载公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緜二斤而已。…

魏志何夔传:「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緜绢。」

案:户徵緜绢之制,实曹操所创,操久行此制,既破袁氏,乃推行之於河北诸地耳。

●关税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荒灾,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罚金,

魏志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馀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

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冬十月,……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

●官营业务收入等目。

案:如屯田之收入,盐铁之收入,官卖胡粉之收入,皆可称为官营业务收入也。参看前农业章、工商业章。

●异族对政府亦有纳税义务,惟鲜供役使耳。

魏志郭准传:「(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足用。」

魏志牵招传:「又表复乌丸五百馀家租调,使备鞍马。」

北堂书钞一百四引晋中兴书:「初宣王在关中,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

案:太平御览五百九十八引晋中兴书,「宣王」误作「闵帝」。

●吴之收入有田租,

案:此无待举证。

●关税,

吴志诸葛恪传:「格更拜太傅,於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

●限米,

吴志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於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算缗钱,

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詠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

●官营业务收入,

案:如屯田之收入、南北互市之收入、盐利、皆是也。吴志顾雍传:「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之利。」又孙皓传风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汝南人,本系权给使也,後出补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皓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粜事。」是吴并专卖酒。

●交广珍玩等目。

吴志薛综传载综疏:「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

吴志士燮传:「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

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

案:交广珍玩不仅供吴主个人享乐之需要,并为南北互市中之商品。

●蜀之收入有田租,

案:此亦无待举证。

●盐铁利入,

蜀志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有。」

蜀志吕X传:「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南中夷贡等目。

蜀志诸葛亮传:「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蜀志李恢传:「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後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从其豪帅於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於时费用不乏」

●以上所举皆魏蜀吴收入之著者,非谓此外别无收入也。

●魏之支出有官俸,

案: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 ,食奉日五斛。」又「特进,品秩第二,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食奉日四斛。」又「光禄大夫与卿同秩,…:食奉日三斛。」又「尚书令秩千石,……食奉月五十斛。」又「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食奉日三斛。」诸公月不过得俸百五十斛,特进月不过得俸百二十斛,光禄大夫月不过得俸九十斛,尚书令月不过得俸五十斛,太子二传月亦不过各得俸九十斛,以视东汉时三公之月俸三百五十斛,光禄大夫之月俸百斛,尚书令之月俸八十斛,太子太傅之月俸百八十斛,太子少傅之月俸百二十斛,盖几不可同日而语矣。此由晋开国之初尚未统一宇内,收入无多,故制定官俸不得不从薄也。(晋既平吴,遂自太康二年起,於百官正俸之外加给春绢秋绢绵,参看晋书职官志。又东汉官俸参看续汉书百官志。)由晋初官俸可推知魏代官俸亦必甚薄。晋初官俸多按日班给,当亦承袭魏制。昌言损益篇曰,「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禄班未足。」是汉献帝时,按月给俸之制却已破坏矣。

●军粮,

魏志邓艾传:「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准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案:潜夫论救边篇:「今数州屯兵十馀万人,皆廪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是汉之军队除得粮食外并得月线,魏之军队则但得军粮而已。

●赏赐,

魏志袁涣传:「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居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魏志中山恭王衮传:「(黄初)三年,为北海王,其年黄龙见邺西漳水,衮上书赞颂,诏赐黄金十斤。」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引魏书:「辛亥,赐诸侯王将相已下,大将粟万斛帛千匹,金银各有差等。」

魏志张辽传:「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注引魏书:「王阳辽帛千匹,谷万斛。」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载张茂谏帝书有云:「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很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元年:「八月车驾巡省洛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五年:「五月癸已,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宰祠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赐太博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正元元年:「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

晋书景帝纪谓魏高贵乡公赐司马师「钱五百万,帛五千匹。」

蜀志後主传:「复主学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公其只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取婢百人,他物称是。」

魏志满宠传:「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

魏志崔林传:「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

全三国文卷十五载曹植谢谷期表:「认书念臣经用不足,以船河邸阁谷五千斛赐臣。」

魏志孙礼传:「诏书慰劳,赐绢七百匹。」

●赈恤,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於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瞻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厦以振之。」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

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造使者开仓廪振之。」

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太大和元年:「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

魏志明帝纪太和六年:「三月癸酉,行东巡,所过存问高年,鳏寡孤独赐谷帛。」

魏志明帝纪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於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

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在所开仓赈救之。」

魏志明帝纪景初二年:「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已,立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谷。」

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谓焦先「独窜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又谓扈累「县官以其孤老,给廪日五升,五升不足,颇行佣以裨粮。」又谓石德林「郡县以其鳏穷,给廪日五升,食不足,顿行乞。」

●复除等目。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注引魏书:「设伎乐百戏,令曰,……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十二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

●吴之支出有官俸,军粮,赏赐,

吴志朱据传:「数月,典军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吴志诸葛恪传:「封恪阳都侯,……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吴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权喜曰,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即赐绢千匹,刀百口。」

吴志士燮传:「 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

●赈恤,

吴志孙权传赤乌三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障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逋责,给贷种食。」

●贷除等目。

吴志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遂安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又嘉禾三年:「春,诏曰,兵久不辍,民困於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无复督课。」

●蜀之支出有官俸、军粮、赏赐等目。

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云有军资馀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全三国文卷五十九载诸葛亮答李严书:「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八十万斛」,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作「八十斛」。)

●魏之府藏,因明帝大兴土木渐趋耗竭,

魏志卫觊传:「明帝即位,进封閺乡侯,……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後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褥不致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魏之所以终能并蜀,则明帝没後司马氏父子节用兴利之功也。

●蜀亡时,府做有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

注:参看蜀志後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孙权时吴之府藏极充,权没,因秉政者之浪费,遂至空匮,

吴志华窍传:「窍上疏谏曰,……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参近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

吴志华窍传:「窍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

吴志华窍传载窍疏有云:「大皇帝……期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後,强臣专政,……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或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东向,无复他警。」

●而孙皓不知节约,反广修宫室,多所造作,其亡国也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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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陶世龙:编余感言


陶世龙:从三国的户口想到的

三国中,西蜀疆域最小,然以一隅之地,始终不屈于北魏,诸葛亮挥师北伐,六出祁山,魏方也只有招架之功;每以为这是诸葛才智超群,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後,这才明白,不仅於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邓艾受蜀降,此时魏蜀通共才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也就是说魏的疆域虽比蜀大几倍,人口则只有蜀的一倍多;它还得防备南边的吴,北边的乌桓、鲜卑,和用于内部统治,能用来对付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优势了。

北魏所占据的本是中国精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这时不过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父亲把它归纳为杀戮、饥饿、疾疫;如果仅就中原地区而言,还可加上一条:逃亡。而综观这几条,其根本原因是战争,也就是打内战。《三国食货志》中引述的史料,说明充分。

为什么要打内战,中央政权腐败,大权旁落,各路诸侯均可问鼎中原了。所以中国人总是希望,有个真命天子统一起来就好了;统一了至少不会打内仗。但这内仗却又总是为了统一才打的。无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好,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也好,说穿了,还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也不止是皇帝本人,那些“从龙”的部下,也想得个“封妻荫子”。这从诸葛亮对刘备再不当汉中王和称帝,就要失去部下之心的警告便可看的清楚。所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史。在群雄蜂起的打斗中,胜者为王,建立起听命于一人的集权统治,而因集权产生的腐败,使这代王朝最后瓦解,於是又展开新一轮的争斗。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在说不上是汉朝极盛时代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时间过去几十年,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少得多,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

今天,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一种办法,走出这中国历史的怪圈。办法其实许多先哲早就提出了,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就是企图以此使争皇位者断了念头。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仅此一招是不够的。宋教仁想把它落实,结果被袁世凯暗杀了。而後孙中山又“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的注释)孙中山的主张落空了。

毛泽东对国民党迟迟不肯实行民主宪政作过批评,他说:“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经过六十三年,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知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更有条件加快实行民主宪政。而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人们总是期望社会的改革一个早上就完成,不惜采用暴力而蔑视运用民主与法制,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无用。许多文艺作品也是渲染暴力,丑化实行民主方法平和改造社会的主张,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应该可以看的清楚应该怎样做了。五柳村转发的傅冰村先生传来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获得很高的点击量,我以为,就表明了大家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关心。

还是回到三国的户口,我想,透过那些数字所体现的血淋淋的历史,只能得出出一个结论,中国无论如何不要分裂和打内仗了。



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

文艺作品中的三国,似乎是一个英雄辈出,壮怀激烈的时代。然而《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於此。

 
(一)看到了一个露骨吃人的时期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一百二十三年,中国人口不仅没孳长,而且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而此时蜀汉降魏已十六年,魏吴之间也未曾大战,人口尚有所恢复;三国鼎立相峙时期的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无有宁日。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

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七万馀级。杀人三千,自伤八百,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不过如仅沙场杀戮,即使相互统统杀光,也不过减少一百多万,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宁。

被杀掉的,更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三国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仅仅是杀,人口还减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

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起两起。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

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操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

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

《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操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 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 。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操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後,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操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後,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操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操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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